●　表达诗意，能否形画寓意成功，虽然要凭借点线、设色等笔墨技巧，但相局构图，随情设境，都必须谋划在先，“取成于心”（见董逌《广川画跋》）。兵家讲究“决胜于帷幄”，书画家也有“意在笔先”、“相局深思落笔前”的说法。仅以浮思表相，率尔成画，类同诗文注释，不耐寻味，就显得直白肤浅了。

　　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担任过画院艺学的山水画家郭熙，曾对这种为诗文注释的画法颇有微词，郭曰“近者画手，有《仁者乐山图》，作一叟支颐于峰畔；（画）《智者乐水图》，作一叟耳于岩前。此不扩充之病也”，说当时有的画家思无深致，只会图示诗句，譬如画《仁者乐山图》，就画一老头在山峰前支颐呆想；若画《智者乐水图》，则画一老头在岩石前作侧耳倾听溪泉水声状。郭熙直言不讳地指出，肤浅的病根就在学养局限（即“不扩充”）而致思路狭窄。

　　郭熙认为，《乐山图》《乐水图》其实并不难画，“盖仁者乐山，宜如白乐天《草堂图》，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乐水，宜如王摩诘《辋川图》，水中之乐饶给也。仁智所乐，岂只一夫之形状可见之哉？”可以含蓄处理，激发观者由直接感触而入间接联想，“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见郭熙《林泉高致》）。白居易的《草堂图》不明说“乐山”，但山景滃郁美甚，其意已出。同样，王维的《辋川图》也未标目《乐水》，但水中之乐溢诸画外，寓意亦昭然矣。

　　行文及此，想起欧阳修的“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诗画相同又各逞其异，如果绘画不讲含蓄掩隐，情趣索然，见画则不如读诗。至于观者，自有其审美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许能读出更多意趣，也不奇怪，原本千面读者通常会有千面的阅读结果，所以点到为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最好。

　　譬如画“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宋欧阳修），只知画金笼之鸟，却不知画林间自在也是一种思路。又画“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唐李颀），画家多画枝上鸟啼，夜空星稀，不知操琴声起，万籁俱寂，更加切题。又画“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近代林则徐），抢先去画千嶂飞瀑又红日欲下者未必高明，殊不知墨黛泼出数峰，无须落日，唯一线飞瀑和一峰露顶湛明，也是一种超然手段。

　　听香港诗人、书画收藏家叶玉超先生讲，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香港画师收徒，大都沿袭传统作法，通常先由其师评鉴其书画水平，然后相邀文史或书画界的前辈聚会一处，以诗句命题测试优选的学生，一则可以考查其学养、识见、敏悟，一则还可以获知其功夫深浅和即席发挥与应变的真实水平。叶先生说，“只会低头画画，无有学养，又不聪明的，顶多成一画匠。太聪明，无有学养识见的，多半开店自售，太太作经纪人。这最后一关，说谁谁保荐的，任多大面子都没什么用，平素不读书不修炼，到场一张嘴，跟上台唱戏一样，什么水平，清清楚楚。画师朋友经常请我选诗出题，见过许多，十几年发展下来，结果都大致跟当初预估的差不多。日后能声名振响画坛的画才当属难得，而难得的画才在人品上好之外，还必须才情学识四者具备又功夫兼善。如此画才，往往千人不可得一……”

　　有一年，某画师欲收弟子，福建广东也有人赴港跃跃一试。画师令学生以明代马俊诗句“翠微深见寺，绿野暗啼莺”现场作画。二十六人参试，最后入选者三人。三人水平也各有高低。有二人皆画绿树掩映，路边枝上莺儿争鸣，山径直通松院寺门，不同的是，一画客人与书童相携攀登；一画山径有一老僧合十，正在恭迎客人。独一年龄稍长的参试者画绿翳深幽的山林高处露出古寺一角，又客行山径回步转身，仰面作侧听状。

　　画师与评委点评，前二人未深刻理解马俊诗的“深、暗”二字。莺儿争鸣，不得“暗”字；径通寺门，不得“深”字。既有寺门，又画老僧出迎，不解“省法”。不如不画径通寺门，只画僧人路迎，反得含蓄。那位年龄稍长者所画，万绿隐寺，只露一角，是“深”；客人行过，回步转身，说明方才路过时未见莺儿；回转身来，必是听见了莺啼，现在又仰面侧听，说明莺啼闻得却寻它不得，这就是“暗”。“深见寺”与“暗啼莺”，合写出一个“幽”字，正中诗意。此画不仅构思巧妙精致，而且最精彩的是，客行山径回步转身又仰面侧听，写画中人情态毕现，无声胜过有声，故得胜出。

　　书画家可以很聪明，大约只须精于观察，厚于积学，功于炼技，“富储养，广门庭”（任伯年语），如此天长日久，何愁艺事不成？舍去人品和平素的修炼不论，或许就差了那一点灵慧悟觉，多少沙弥没有修成至上大禅师，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1999年9月）

　　●　世间诉讼，涉案如果关系到书写笔迹、笔墨惯好以及纸张证据的年时鉴定等，经常咨询善书者或精通文房四宝的专业人员。所谓“访渔问樵”，方法虽然古老一点，却是探寻客观事实真相的一种重要途径。断案公正，仅有法官自诩端正公心当然不够，持柄秉正与据实明察，同为关键。其中的据实明察，就是合情合理的调查分析，相信明眼本于明识，判断基于真知，终不难获得真相。

　　雍正时，松江有位善书者吴墨谦，不但熟悉文房四宝，还通晓法律条例，逢人请他代写诉状呈牍，他必然先详细叩问实情。如果当事人理曲，吴公即出面为他们调解，免于对簿公堂之苦。如果理直，必为其呈诉，上官压抑亦不放弃，所以在地方上，颇盛声名。

　　当时，某富绅想侵吞民家的一处“未卖绝之活产（最终没有买断的产业），而业重价轻（产业较大而富豪给付的价钱太低）”，牵扯近三十年，再旧话重提，又无可解说，乃寻觅到一张故纸，伪造成二十几年前的售业文书，作一绝据。上面的笔墨浓淡，故作沧桑，乍一看，都极其相符，俨然陈旧凭据。富豪又请人摹仿旧契伪造了图印，更加虚饰乱真。等到民家告到官衙，要求追回产业，富豪便在公堂呈验了上述证据。这证据十分厉害，直令被无端夺去产业的民家后人没法辩驳，呼冤鸣屈又天地不应。吴墨谦闻之，立即从掌管案牍的人那里索取“买断文书”（呈堂证据）观之。反覆细察纸质、印章等后，吴公密告民家说“此证据系伪作”，立即为之申诉，抱打不平，直至真相大白。

　　吴公据实明察，对呈堂证据质疑主要有两点。其一，历经二十余年之久的纸质证据上的蠹虫痕迹可疑。因为经过辨认，证据用纸虽然确实是故纸，但“民家契卷，既不可悬之于壁，又不可铺之于几（桌几），则藏之箧；复虑其污且损也，则夹之书中（如果担心遭遇污损的话，还会夹入书籍中）”，肯定特别隐蔽小心。如此珍藏的纸质证物，其蠹痕必然吻合，断无蠹虫能东西穿穴之理。其二，呈堂证据的契约虽是故纸，但折叠的纹迹可疑，料是故纸新叠。因为按照此契的折纹复原，蠹痕参差，不能重叠，这点非常异怪，殊不可解。据此，祈求官府调取富商收藏契约的器物（箧、书籍等）进行实际比对。最后，富豪作伪欺民的丑态毕现。面对吴公的据实明察，富家根本“无可呈报”（提供不出收藏契约的器物），只得放弃侵占。

　　当然，逢着比较复杂的案件，仅仅依靠书画家的眼力和经验辨识墨迹、纸质、印章等，尚不足以辩明事实真相，即是说，有时尚不能完全引以为铁证，还需要假以现场环境、情理人事等进行综合性的具体分析。

　　另有一案也很有意思，足以说明书法家吴墨谦不单有犀利卓识的眼光，还颇具析理入丝的辨识能力。当时徽州有流氓地痞欲敲诈一家“质库”（即今称当铺）的钱财，让人临摹那家当铺执笔先生的书写笔迹“繆草”（书体名，即手写的缪篆），又仿刻其印章，按照当铺值当的例行开票款式，自造了伪票，说以宝珠一颗典当，折算五百金，如果当期内典当人持金来赎取，当铺交不出宝珠，须偿付千金。有灾躲不过，地痞果真持此当票前来赎当，而当铺拒赎，纠纷升级，诉讼至衙门。当铺的东家是个聪明人，立马取出当月的号簿货单呈送官府，一看，当铺的底单上根本没有典当宝珠的存根。那地痞转而又去诉讼当铺的伙计，说宝珠没有入账，必定为伙计侵吞没入。因为地痞假当票的书写笔迹和仿刻的印章搞得仿佛乱真，古代科学鉴定的技术手段又非常落后，所以仅凭眼力和经验，官府也一时难断真伪。正当大家无奈之际，吴公取过这张当票审视良久，发现了破绽，遂笑着安慰伙计，说“无恐，易剖耳（别害怕，容易辩白清楚）”。

　　于是，又呈状官府。首先说明当铺的质当程序：按照当地各典当铺的店规，惯例是让年长一点的伙计写票，大型典当铺柜上伙计多，一般雇佣四名，中等的当铺雇佣三名，稍次的也得雇佣两名，各授票百张，都点数清楚后“以木扦贯而授之，否则落纸如飞，散同秋叶矣”，所以，不管是哪个伙计签收的，又无论新旧当票，只要落当生根，都必须有木扦子扎穿的洞眼。然后，吴公由此切入真相，说既然不管是谁签收书写的新旧当票，上面都必须有木扦子扎穿的洞眼，那么就请衙门查检各个当铺的当票验之，必知都有孔眼，现在此票无孔眼，定非典当物也。吴公分析凿凿有理，地痞语塞，乃逃遁他乡。

　　就破案之类的事情来看，国人常说的“老天有眼”，“作恶终归留破绽，天怜良善放生机”等，将功劳归于老天，其真实的含意都是一种劝诫，即“勿为恶，为恶天不容”。老天惩恶助善，“留破绽”或者“放生机”，最终真相大白，实际上都必须基于科学的发现和分析。明眼本于明识，判断基于真知，这是个硬道理。吴墨谦为人释讼事在当时影响较大，后来被《清稗类钞》辑入，也确实为办案参酌留下了智辩分析的杰出样本，纵今人读来也颇受启迪。

　　（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