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灯下，翻看《艺林散叶》，又想起启功和康殷先生说的那些话，心里愈生酸楚。据郑逸梅先生说，上海篆刻家赵古泥（1873－1933，赵石，字石农，号古泥，晚号泥道人）逝世之前，于病榻上支一小矮几，强撑着将积压未刻之一百八十六方印债，全数刻竣，谓“莫欠生债，一了百了，如此走了，免人闲话”。以前，笔者与赵林先生闲聊时，问及此事，她说，其父为人最讲诚信，应了人家的事，决不该欠，自谓“成名莫求早，做人做到老”，毫不含糊。三年前，笔者《纪念古泥先生辞世六十周年》诗有“了却生身案头债，清风来去两安然”二句，即颂赞古泥先生。
古泥先生艺德可仰，令人肃然。在他看来，一则君子须重然诺，生债一概生了；二则不累子孙，省得他人不依不饶，怨及后人。但是，世上像古泥先生这样强撑着了债的大艺术家还真的不多，因为大多数书画家到了晚年都体力不支，很难勉强，有的或因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已不足，有的或因走时匆忙，未及回首已驾鹤西去，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了，所以了却生债，实在奈何不得。
然而，另有一个原因亦必须留意。那就是，来自社会上下的没完没了的索取，给书画家，特别是老书画家所带来的不尽负重和烦恼，已经造成了挥之难去的心理压力，即使善良的老书画家想强撑病躯伏案“还债”，其妻子儿女弟子们出于爱护，也会阻止老书画家承受病危风险的威胁。
人生百年，“朝如青丝暮成雪”，转瞬即逝，书画家一生能有多少时间创作多少书画精品？以有限的生命，应对无尽的社会需求，此生纵百年时久，纵朝夕酬作，此债还得完吗？什么时候才能把维护当代公认有成就的艺术家的创作环境和权益（包括摒除干扰），也看作是对艺术人才的爱护呢？总不至于让老艺术家们自己提出“申请国家保护”吧？
笔者以为，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无尽的索取是对老艺术家的干扰，类同不近人情。这句话，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世人多见老艺术家的成功，却不解他们百倍千倍于常人的付出和艰辛；多见他们展厅里精品力作的辉煌，却不解他们应对上下世俗百态的委屈和酸辛；有多少人在索取之前想到过自己对他们的关爱呢？
近几年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各地各级组织及领导因各种名目向书画家约题词题签、邀精品参展、摊派公共场所的书画布置任务等，日益见多，加之群众因换肾、车祸、水害、诉讼、考学、上访等各种困厄，告急于书画家求助者也愈多，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画院或协会打听地址，然后七拐八弯地找到书画家住处。能以书画或钱财帮助大家，本是公益善事，终须体力合适，如果连报刊喜庆、领导华诞、大楼竣工、寺庙开光、商业年禧等都般般找来，千手观音恐也招架不住。想起沪上那位老书画家在房门上贴的“本人年老体衰，己经不当书画家了。跪叩跪叩”，想起因不同意以书画交换宣纸毛笔，便在楼下信箱里看见漫画“你死去吧”的北京画院的老画家，以及在北京医院重症病室，听着某老画家弥留时还在不断哼着“我真地画不了了，你走人吧”……；我们不觉得过分的社会压力亦是一种对艺术人生和人才的伤害吗？
（1996年6月10日）
● 现在“书画热”和“收藏热”的热浪滚滚，喜好和不喜好的，真风雅和装风雅的，都想手里藏有几幅名家字画。社会需求繁杂的结果，最烦心费时的事就是书画家名气越大，该欠的书画债也越多。
春节长假时听美院姚教授说，有位文化领导逢年节去看望吴冠中先生，说“我来您家都三次了，还不送我一张画吗”，吴先生侃然回答，“你以后可以不用再来了。我的画是留给美术馆，给大家看的……”消息传出，大家都叫好。姚教授说，书画家创作最好独自安静作为，不喜欢热闹，更不愿意陪坐闲聊，耗费时间。如果来一位客人，就欠下一份人情，欠下一份书画债，书画家还能干什么？叶教授也说，领导重视艺术家和尊重艺术劳动，方式很多，不一定只有年节拜访才有温馨关怀。
“书画家没有名气，没人搭理。有了名气，烦不死你”（大康语）。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等老前辈生前都有“铜钱债易偿，书画债难逃”的慨叹。书画家面对社会，应酬劳累，不答应吧，人情难拂，落尽埋怨。答应吧，一件又一件，谁都来要，邻有友，友有邻，真苦不堪言。用启功的话说，“得之前，只说求墨宝，大小皆可。得到后，没人嫌大嫌多，都看着嫌小嫌少”，“书画，既然是国艺，总不能像撕年历片似的，要一张就撕一张吧？”
书画家的这番为难，有时偏偏得不到社会上某些需求者的理解。有两句非常流行的话，就是专门用来“教训”书画家的：“你们别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可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这话说得貌似有理，特别是前半句好像还在维护书画家的利益，实际上，那隐约的刺儿棒儿棍儿啦，都在后半句的弯弯绕里埋着呢，听话听音，谁都心知肚明。通常求书画者不高兴了，多半会说这话噎人，而书画家呢，不想扯破颜面，只好忍住怨气，妥协了事。一来一往，这话流传愈广，不体谅书画家苦情的求书画者愈加有恃无恐，用之得意，甚至以为这招儿还颇有“威慑力”。
当代书画家中，能对这两句话做出过坚决反击，而且一举成功的是启功。
事情起头，先是师大某某教授登门求书，美言多多，启功碍于情面，便为他书写了一幅五言唐诗条幅。方逾两月，某某又以故乡中学欲换校牌，女婿乔迁和部级老友离休要书斋题匾等事，来求启功挥毫。启功当时确实很忙，搁置了月余。有天开会，见着面了，闻尚未动笔，某某一脸的不高兴。先是对启功“关于文学史不能按历史分段”的见解表示不以为然，最后绕到求书的正题，当众说启功“别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可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启功先生也不客气，从容笑道，“先是你来求我，好像你把我的涂鸦挺当回事儿，我呢，很快写好奉上。我没敢把自己当回事儿吧？随后，我连一声‘谢谢’都没听着，你又一连下达三个任务。我还没说不写呢，你就这般不满。既然你不把我的活儿当回事儿，还不兴我把我自己的墨宝当回事儿吗？！”咣当一个来回，说得某某无言以对，听者都道痛快。
今天，参加诗歌研讨会休息时，与师大两教授谈起启功先生的反击，都齐声赞许他的智辩精彩，听他们说“尾声也很有意思”。后来某某觉得失礼，找过启功，说“看来，我现在再恭敬，再当回事儿，你也不会下赐墨宝了？”启功回答：“是的。这次咱俩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
其实，求人书画，本是风雅之事。说风雅，当然必须以雅德诚意为尚。求人相助，特别是对年老的书画家，更要主动体谅他们精力和年岁上的难处，应该恭敬在先，示出诚意。简单地说，你不把书画家的艺术创作当回事，书画家凭什么要割爱作品拱手奉敬一个不把艺术创作当回事的人呢？其次，对书画家的人品艺品的尊重，说到底，是缘于善待书画艺术的敬畏。艺术造诣和创作水平的修炼，如同炼狱，有的书画家毕其一生心血精力方得杰出，何等不易。张口一求就意在必得，而且复求不止，未免私欲过分；少了善待友人的这份恭敬和尊重，又如何去培养善待国艺的那份厚重和仰爱之情呢？
（1999年3月）
● 作家汪曾祺先生写书法作品，通常都很随意，没这样那样繁琐的讲究，只要“词儿好”。逢着精彩的联语或诗文，情绪上来便手痒，说“这等美妙诗文，不写，简直就是‘浪费’”。汪先生本有散仙风度，书擅行草，虽然走的是传统帖学路子，但师古习法从不肯规循一家。其行草书内敛外展，清气洋溢，纵笔走中锋，持正瘦劲，也潇洒不拘，毫无黏滞，颇有仙风道骨。问其学书来路，答“一路风景甚佳，目不暇接，何须追究”；见其大字，撇捺舒展如猗猗舞袖，问“可否得力山谷（黄庭坚）行草”，答“也不尽然”；问“何时写作，何时书画”，答“都是自由职业，各不相干，随遇而安，统属自愿”。问“如何创作易得书画佳作”，答“自家顺眼的，都是佳作。若有好酒助兴，情绪饱满，写美妙诗文，通常挥毫即得。若电话打扰，俗客叩门，扫兴败兴，纵古墨佳纸，也一幅不成。”
汪先生说他名曰作家，其实稍有闲暇特喜欢做的事就是写字画画，写画得意时，无异于作得好诗文，一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书画耕耘的惨淡经营，在汪先生那里，都有慰藉身心的别样欢乐。他曾对笔者说：“我是文人，你是诗人，咱们搞书画，没有专业当行的压力。从事艺术，追求闲适，不就是一个轻松潇洒吗？功夫要下，技巧要讲，但心态要闲适，无意为佳。碰巧有幸，艺事有成，添个乐子而已。那是天赐。反正一句话，成亦乐，不成亦乐，随便随便。”
笔者最欣赏他画上的题款，那种文雅，那份率真，可亲可爱得感人至深。例如他本欲写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意，先突兀挥笔，画了一柄白荷初苞，正想下笔画蜻蜓，因午时腹饥，停笔去厨间烧水，炉火不急，水迟迟不开，便转身回来，画小蜻蜓方振翅离去，题“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汪先生说“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飞走了”。听夫子自道，觉得情景俱活灵活现，信非大作手不得有此雅趣，信非真性情人亦不得有此童心。现在画家写画杨万里此句，几成模式，都画小蜻蜓站立荷苞，呆呆地，千画一律，观者审美疲劳，难免要掉头冷去。看汪先生这幅《蜻蜓小荷》，笔墨极简，趣味涵永，真让观者大开眼界。
汪先生画兰草，题“吴带当风”；画竹，题“胸无成竹”；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凌霄花，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秋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白牡丹两枝，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青菜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皆画趣盎然，语堪深味。有次在军事博物馆书画院参加京城书画家公益笔会，会后席间书画家闲聊，笔者谈及汪先生的国画小品，又用了“可亲可爱”四字，大画家汤文选先生问“何以‘可亲可爱’”，笔者遂略述数例，举座服之，汤先生笑道“确实可亲可爱。只是汪先生低调不宣，画人大都不知……”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