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人表字有谐音一格。
此法以同音换字，十分方便。闻之，可取美意；落笔，可书佳字。似同非同，似异非异，虚实生趣。
清代书法家郑兴谏，字行健，名与表字谐音。行健，既取《易》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美意，正好回避了原名“（大）兴（进）谏”招惹朝廷不快的麻烦，还可以落笔书来佳字，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近代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原名冯御香。因为自己嫌名字沾带点脂粉气，加之旁人亦觉得此名与冯御香先生本人的气质作派相差太远，故而权衡再三，觉得晚改不如早改，遂更改为冯玉祥，后以字行。“御香”与“玉祥”，即谐音换字。
听赵朴初先生说，海上诗书大家沈尹默先生，原名沈君默，因“君”字有“口”，与“默（沉默）”相戾，友人劝他不妨舍去“尹”字，索性改为“沈默（即沉默）”。沈先生笑道：“宁去口角，不舍尹吉”，遂去掉“君”字的“口”，留下了“尹”字，改名为“沈尹默”。
按古代“沈、沉”相通。《墨子·非命》有“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鉴于“沈默” 即“沉默”，故有上述友人建议改“沈默”的说法。
然而，沈先生乃文坛名儒，岂能轻易斧凿己名？
沈先生说“宁去口角”，意思是宁愿去掉下角的“口”。又说“不舍尹吉”，依笔者拙见，此语颇有深味。尹吉，出自《诗经·小雅》，谓中正美善的德行。从字面上看，“不舍尹,吉”可以解读为“不舍 ‘尹’字, 吉利”。若以双关体味的话，也可以解读为“舍不得那中正美善的德行”。无论哪一种释解，语意皆上好。
沈先生又字“中”（正而不倚），亦取同样的美意。
沈先生号君墨。那是将原来的名字“君默”，换了个同音的“君墨”，既谐音换字，又巧用通借。
按古代“墨、默”相通。《史记·商鞅传》“殷纣墨墨以亡”，又《汉书·窦婴传》有“婴墨墨不得意”，其中“墨墨”与“默默”，音同义同。读者如果只见谐音换字,不知“墨、默”通借之微妙,亦是不解沈先生以“君墨”为号的风雅文心。
前日参加书法作品评选，陕西有张姓作者以小楷书《史记·商鞅传》，因“殷纣墨墨以亡”中有“墨墨”二字，被评委当作“默默”的误书，列为落选。笔者当即以“墨墨”与“默默”相通告之，彼等不信。晚间席上，遂以沈尹默字号故实言之，彼等无言，料已心领神会。然小楷书已经落选，奈何，奈何。
（1990年4月）
● 剧作家汪曾祺先生写什么，什么都精彩。那部后来改编成《沙家浜》的剧本《芦荡火种》，曾经把当时的九州四野搞得风风火火，高潮不断。他还写小说写诗，一写，又佳作联翩。仅那篇不过一万两千字的《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村女小英子的初恋，就让多少读者深深感受到尘世间真美的存在，从此进庙步庵的目光好像都清纯了许多。
写作余暇，汪先生做什么呢？唱京剧，哼昆曲，韵味十足。兴致好时，也作书画。其书画，简洁明快，遣兴自娱，颇见文人书画气息。他画画，不惯设色，以素净为主。想着画什么，顺手裁张宣纸，就着案头笔墨，随心所欲地涂抹一番。画完，落款，钤印，歪着头，近看远观，然后一笑，起身往客人多的桌边坐下闲聊，再不管刚才大作的去向，洒脱得很。
笔者见过汪先生作书画，他间时谈笑，想画就画，不想画就闲聊，不像某些“大师”拿捏端谱，弄得一旁伺候的诸位心惊胆颤，手足无措。汪先生儒雅如如，观者轻松，大家融融洽洽，一如“取凉于扇，不若清风自来”，气氛自然温馨乃尔。
听汪先生说，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书画天生有亲和力，这是“内因”。“外因”有二，一是受他画家父亲的影响，相信人对物若有感触，可以怡情笔墨于纸，心照通灵；二是自己人生坎坷，经常居无定处，巧了，无论在哪儿，偏偏都跟画画连在一起。年幼在家，跟着父亲画画刻印；上学，几位老师都爱画，自己也跟着画花草鱼虫。当“右派”时去沙岭子劳动，莳种葡萄，就画葡萄。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就画马铃薯，画过马铃薯的《图谱》，品种有百十来种之多，堪称“马铃薯图谱之最”。后来种口蘑，又画《口蘑图谱》……反正只要想画，伸手又能抓着笔墨纸砚的话，必定挥洒一番。
最困难时，没有书画印章，怎么办？弄点红颜色，自己画印章，聊以补白，尽兴而已。沽源，原清代传递军书公文的驿站，又称军台，是西北道二十九处军台的首站，在张家口东北，两三毛钱能买一大碗牛肉面的地方。清代官员犯了罪，敕令“发往军台效力”，多半从这儿开始流放之旅。汪先生画马铃薯《图谱》时，就用红颜色画过“军台效力”、“塞外山药”等闲章，调侃遣兴，自得其乐。他说，“张家口那边管马铃薯叫‘山药’，我们江南人叫‘洋山芋’，陕西叫‘地蛋’。如果按物称名的话，山药不是马铃薯，所以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塞外山药’。就像京津文人称作‘墨丸’、‘笔床’的东西，我老家叫‘乌块’、‘笔架’一样，物有异名，雅俗共存，心照不宣，也挺有意思。”
汪先生画画，时常想起他的父亲，说他们父子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一块画画写字，一块变着法子玩耍。听汪先生讲他老爸汪公的趣事，大家都特别开心。老汪公会吹拉弹唱，做风筝、糊灯笼、捕鸟捉蛐蛐，反正孩子们爱玩的，他全会。看他总能带着一帮小孩，拥前簇后地满处嬉闹，邻里都称他“孩子头”、“孩子王”。汪先生说，自己当时最爱看书学画，着迷时，晚上让蜡烛火苗燎去脑门前一绺头发。第二天吃早饭，老爸看见，没有训斥，只是拿剪刀给他咔嚓咔嚓，留下一顺儿短茬。自己觉得难看，生气不理老爸，转身要走，老汪公伸手拽住儿子，喊了一句“我那辰光也燎过剪过，不丑”，父子哈哈一笑，便万事大吉。
老汪公，名菊生，字淡如，号灌园生，工笔写意兼擅，最爱画花鸟，还能自己调制“极品印泥”，在当地颇有名气。家里开药店。长辈都坐堂行医，老汪公本应该传承衣钵，钻研岐黄术，况且已经专擅医治眼病，但偏偏倾心翰墨丹青。上门求看病的人多了，他打不起精神来，觉得天天为医没意思。上门求书画的人多了呢，他兴奋之后又嫌烦，拖着躲着，全然一副“债多不发愁”的样子。老汪公刻印初宗浙派，中年后习治汉印，汪先生的评价是“我老爸算不上专精篆刻，但奇不离乎正，求刻印的人也不少”。
当时的家庭教育不讲什么科学方法，严父为师，通常都得用竹尺等家法镇案，唯独老汪公例外，对孩子不打不训，一律放任自流。学画写字时，老汪公言教甚少，只顾低头写画。让儿子一旁观看。儿子动手写画时，老汪公一旁观看，偶尔发表观感，说些建议，从不强行儿子亦步亦趋地跟踵其后。初学写字，老汪公建议汪先生写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楷书，后来又建议儿子兼习北魏《张猛龙碑》，说是“壮其筋骨，增其气象”，确实很有眼光。他认为写字必须入门要正。正什么？正骨格，正气度。因为写字还关系日后为人处世，如果入门不正，一心旁门取巧，写得猥琐苟且，一辈子做人都不得痛快。
教育，原本就是循循善诱的事，宁可以童心，不可以世故之心；宁可平等亲密如兄弟，不可胁迫威逼如君臣。这道理，容易明白，实践不易，所以未必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出色的严慈恰好的父亲。有位作家朋友曾羡慕地对汪先生说过“你童年摊上了个好老爸”，汪先生笑道“不，是摊上了个好‘孩子王’……”
看来，老汪公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不定真有些科学道理。汪先生就是这样跟着这位“特能翻花样，特能出玩点子”的父亲长大成人，而且同样坚韧乐观，同样永葆童心不泯，笑傲一生，最后艰苦地成就了自己文学和艺术的事业。
（199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