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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松——访主旋律理论创始人、著名摄影理论家宋海燕

时间:2012年03月16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宋 理

“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和阵地建设,支持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各级党委、政府...

毛泽东视察襄城县农村  宋海燕 摄

  宋海燕 摄影家,摄影理论家,主旋律理论创始人。1931年出生于河南省郏县,解放战争时期正在上初中的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日报》记者、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文艺科长、许昌市文联副主席、许昌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1956年开始摄影艺术创作,代表作《毛泽东视察襄城县农村》,曾以“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被专题电影《毛泽东主席在农村》用作开篇镜头。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西方文艺诸多“新观念”的冲击,1986年在一篇题为《浅论摄影艺术“新观念”的“新”》的论文中,最早提出了主旋律理论,接着又通过《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文化报》、《中国摄影报》等报刊,发表摄影艺术主旋律系列评论文章。

  “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和阵地建设,支持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各级党委、政府、文联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所指出的,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害问题。近年来,文艺评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逐渐式微,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菊残犹有傲霜枝”,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乏有坚守岗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并且已经取得积极成果的文艺评论工作者。集艺术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主旋律理论,就是新时期取得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文艺评论成果。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前夕,我又一次来到河南省许昌市,访问了81岁高龄的主旋律理论创始人宋海燕。

  主旋律:从摄影理论到文化方针

  宋理:宋老,您好。我们又见面了。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摄影艺术主旋律理论,在摄影界继而又在文艺界,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造成了深远影响。对此,我曾经对您进行过专访,并且写成《业余理论家宋海燕的故事》一文,发表在2003年6月6日出版的《中国摄影报》上。转眼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弘扬主旋律”又被写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之中。当初您是怎么提出主旋律理论的?

  宋海燕:主旋律理论的提出,有远因,也有近因。先说远因。1958年8月7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到河南省襄城县农村视察工作,当时,我作为《河南日报》记者跟随采访视察活动。当我在双庙乡郝庄村的一块农田里为毛主席拍照的时候,他老人家指着身边一块丰收在望的谷子宽厚地对我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紧接着,毛主席兴致勃勃地领着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一块走进谷地里,说:“咱们在这里照个相,叫北京人看看您这里的庄稼。”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连忙举起相机进行拍摄。于是,一张毛主席头戴大草帽、身穿白衬衫、站在丰收谷子地里的合影照片诞生了。这是一幅轰动一时的摄影作品,除了当时许多报纸竞相刊登外,1958年第9期《新闻战线》,还把它冠以“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在扉页上发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的专题电影《毛泽东主席在农村》,也把这幅作品选作开篇镜头。毛主席当面交给我的照相任务已经出色完成了,但毛主席的话却像打字机打到我的脑海里,一字、一字,久久不能忘怀。“应该照这”——他老人家当时所指的“这”,虽然只是一块具体的谷子,但是它的含义却远远超出了谷子的范畴。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在他又具体要求我们摄影家的镜头,要对准生动的建设实践,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时此刻我猛然领悟到,他不仅是叫我照相,更是在“教”我照相。根据自己对毛主席这一指示的理解和实践感受,我写了一篇摄影评论文章,针对当时摄影创作中存在的倾向和问题,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摄影评论文章,题目是《当我给毛主席照相的时候》,发表在新华社出版的《新闻摄影》1959年4月号上。

  再说近因。改革开放以后,1986年5月1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杭州举办“第二期全国摄影创作读书班”,用一个月时间学习《艺术概论》一书。时任河南省许昌市(原为许昌地区)文联副主席和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的我,是本期学员之一。通过学习,使我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理论联系实际,我对当时摄影界号称“新观念”的“多元化”理论,产生了不同看法。我把当时摄影创作的一些混乱现象概括为16个字:“照片拍摄,五花八门;理论研究,七音无主。”所谓“五花八门”,是指开拓与保守并存,新鲜与怪诞连结在一起。所谓“七音无主”,好比弹钢琴,1234567七个音符一齐响,没有主旋律。弹钢琴的比喻一出,一种创作灵感立马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主旋律”从此成了我的艺术理论新概念。摄影创作读书班结束后回到家里,我便抓住主旋律这个题目开始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86年9月12日,“河南省摄影理论年会”在鸡公山召开,我以《浅论摄影艺术“新观念”的“新”》为题(合写。下同),在年会上发表论文。文章提出了主旋律理论,强调新时期的摄影艺术创作必须抓住“现代生活的重心”,突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摄影》1987年第二期,把题目改为《摄影艺术“新观念”我见》,在首篇位置刊登了这篇论文。之后,有的报纸开辟专栏,对主旋律与多元化展开讨论。

  敢说真话,不怕孤立

  宋理: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举办了“我与文联”大型征文活动。您的大作《从我的“外号”说起》一文,不仅获了奖,还被收入《美好回忆 盛世华章》一书,与此同时,此文还特意被推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向全世界广播,电台把您称作“最早提出主旋律理论的著名摄影理论家”。令我不解的是:主旋律怎么成了您的“外号”了呢?能说说其中的故事吗?

  宋海燕:中国有句古话:“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主旋律只是我的“一得”之见罢了,哪敢称什么“著名摄影理论家”?主旋律,是我在批评多元化这个所谓摄影“新观念”时提出的理论主张。文章在《中国摄影》发表后我才发现:“多元化”原来是“第三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提出的,心里顿时有些紧张。大家知道,能够出席理论年会的人,大多是中国摄影界的理论权威,而我算什么呢?既无大专学历,又无显赫职称,标准的“草根”一个,与他们较劲,岂不是班门弄斧,自讨苦吃?还有,咱们搞摄影的人,谁不想闹个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头衔?现在和人家对着干,“会员”岂不成了泡影?这时的我,确实认为多元化是错的,应该批判;但也丢不下“会员”的诱惑力。一时间,究竟是要“会员”还是要“良心”?很费了一番掂量——不是说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既然自己选择了文艺评论这个事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好就说好,坏就说坏。”大义凛然,不怕得罪人;还有,理论家的天职是在批判中创新,而创新就要有点独立思考和铤而走险的勇气,不怕别人说自己是唐·吉诃德。我坚信理论研究应该追求真理,不应该迎合权威,更不应该患得患失。争鸣刚开始时,“多元化”在各种思潮激荡中显得很有市场,而“主旋律”则相对支持者寡,反对者众。即使这样,我也仍然仿效徐悲鸿“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顽强精神,坚持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的话,不随波逐流。1988年10月,“第四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会上,“主旋律”与“多元化”两种理论观点,发生了公开论战。年会开始,我应邀在大会上宣讲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摄影艺术的“主旋律”》。这是我的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文章认为:如果摄影家只把眼睛盯住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前进中出现的缺点,甚至公开以暴露丑陋为时髦,摄影艺术必将逐渐丧失其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强调摄影家必须树立强烈的“主旋律”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突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会议结束后的1989年2月,《大众摄影》第二期把我在大会上宣讲的论文题目改为《论摄影艺术的“主旋律”》,在“争鸣栏”内发表。接下来,我就在持续的争鸣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又以《求新求变与国情民情》为题,在《光与影》杂志1990年第一期首篇位置,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三篇。以《评摄影艺术“多元化”问题——再论新时期摄影艺术的主旋律》为题,在1991年3月3日《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四篇。以《弘扬主旋律——繁荣摄影艺术的根本指针》为题,在1994年4月15日《中国摄影报》上,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五篇。那一时期,各种级别的摄影“理论年会”和“理论研讨会”络绎不绝,凡是邀请我参加的,逢会必讲主旋律。由于大会讲,小会讲,会内讲,会外讲,写文章还讲,慢慢地人们就把“主旋律”当成了我的“外号”。记得有一次开会,主持人点名时不叫我的名字,而问“‘主旋律’来了没有?”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当然,刚开始时,这个“外号”带有一丝贬义味道。后来随着主旋律行情不断看好,我又在1990年被接纳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外号”也就从当初的贬义逐渐变成了褒义,故而就写了那篇文章,公开了这个“外号”。

  是不是“经典之作”?

  宋理:河南电视台第八频道2010年7月4日,曾以《满目青山夕照明》为题播出为您拍摄的一个电视短片,把您提出的主旋律理论,称作新时期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经典之作。”这是很高的评价。但同时我又听说,这项具有开创之功的重大理论研究成果,诞生26年来却一次奖也没有获得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您没有报送过?还是另有原因?

  宋海燕:报送过,但未能获奖。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在不少评奖被钱、权、利和各种“关系”左右的今天,我也不想知道。艺术理论研究本是寂寞、枯燥、出镜率最低的工作,但我十分喜欢这一工作。因此从投入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埋头苦干、耐得住寂寞的思想准备。二十多年来,我心无二用,就研究主旋律这么一个问题,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取得了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我是把学术研究当作事业来做的。我认为衡量理论学术成果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具体点讲,就是被引用的次数,而不在于获了什么奖。目前,主旋律已经被写进党的文艺方针和文化方针之中,成了报刊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用语之一。不仅如此,它的适用范围还突破了文艺本身的功能与审美的范畴,逐渐扩大到经济、政治、教育、卫生、农林、科研、军事、外交等广泛领域,渗透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百度上搜索“摄影艺术主旋律理论”,会得到134万条搜索结果;而对“主旋律”搜索,则可查到2910万条。在这些五彩斑斓的条目中,诸如“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理性购房将成楼市主旋律”、“春季护肤,补水、保湿仍为主旋律”、“涨价已成餐桌主旋律”、“国安新帅训练,减肥成为主旋律”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主旋律理论问世至今虽然没有获过一次奖,但它每在新闻媒体上出现一次,我就感受到一次比获奖还要欣慰的喜悦。在实际使用次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主旋律理论能不能称为“经典之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已经成了立得住、叫得响、留得下、传得开的文化名牌产品。

  宋理:把主旋律理论称作“文化名牌产品”,很有创意。听说您曾经多次到美国探亲,您知道西方世界对主旋律是怎么看待的吗?

  宋海燕:近些年为了探亲,我曾经六进六出美利坚,对这个问题略知一二。

  2008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仅使世界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正视中国经验。美国《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就是最早正面肯定并且使用主旋律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此人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后,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观看过北京壮观的奥运会,我很容易得出两个总结:‘天啊,这个国家的活力是无可匹敌的。’还有:‘开始教孩子们中文吧。’”他在文章的最后说:“奥巴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当上总统),是因为很多选民期望他是带领美国复兴的领导。他们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搞国家建设——不是在伊拉克,不是在阿富汗,不是在格鲁吉亚,而是在美国。奥巴马不要错过这个主旋律。”

  据互联网文载,现在,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主旋律”这个词的含义。主旋律这个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名牌”,已经跨越了时空,穿越了国界,开始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并逐渐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