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庚戌在《怒放之青春再见》拍摄现场

　　在1月10日将上映的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中，有一段台词令人感慨：“曾经以为那是一段路过，后来才发现那是永远。爱过、痛过、遗憾过，也许这就是青春吧。青春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我们曾经奋不顾身地疯狂过。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奋不顾身，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梦想。”

　　也许是因为导演卢庚戌民谣音乐人的身份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当这段对白被主人公马路和李爱缓缓道出时，你几乎能从中体验到一种音乐般的韵律感。卢庚戌说，这段对白是主人公的心声，更是自己的心声，而他拍摄《怒放之青春再见》这部怀旧青春片的原因，就是想为自己以及“70后”这一代人的青春留下一个纪念。

　　青春，对于已经43岁的卢庚戌来说，实在是太过美好的东西。1994年，卢庚戌在《志伟》中唱道：“年轻故事有些伤悲，现在你已习惯孤独沉默”——青春对于那时的他来说，是苦涩而迷茫的。2001年，卢庚戌在《一生有你》里唱道：“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青春对于那时的他而言，带有些许惆怅与感伤。2013年，卢庚戌在《青春再见》中唱道：“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已是那样值得回忆与追溯。

　　在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的结尾，主人公马路与三个大学时的好哥们儿重新抱起吉他，在海边唱出了当年那些没能唱完的歌曲。在对面的码头上，那些爱他们的人以及他们爱的人个个泪流满面，仿佛白衣胜雪的青春已然重新降临。卢庚戌说，自己之所以为影片取这个名字，就是想告诉所有年华已逝的“70后”：“当青春再见之后，我们依然要怒放。”

　　记者：作为一位音乐人，您为什么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追忆自己的青春？

　　卢庚戌：我可以说是一个很有青春情怀的人。在音乐方面，我写了很多怀念青春的歌曲，比如《一生有你》和《蝴蝶花》，但总是感觉有点儿不满足。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特别喜欢，4年前的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拍一部属于我们“70后”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呢？于是，各种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怒放之青春再见》的故事便渐渐成形了。

　　记者：请您形容一下“70后”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卢庚戌：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最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我们的大学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过几次大的文化思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从文学界的朦胧诗到美术界的“85新浪潮”，从电影界的“第五代”发轫到音乐界的流行音乐崛起，那是一个新事物不断涌入的大时代，整个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另外一次文化思潮则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和好莱坞大片迅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四大天王”、Beyond、“魔岩三杰”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而我的大学岁月，恰好与这个时代重合。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时大学校园的草坪上，总是坐着男男女女一大帮人，男生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歌，女生则在一旁陶醉地听着。在这帮人里，诞生了高晓松、郁冬、老狼以及我这一批日后的校园民谣音乐人。当时大学男生之所以流行组乐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追女孩，没几个是为了成名、赚钱才弹吉他唱歌的。那是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至的前夜，诗歌与音乐仍遍及整个校园，大学生活就是白衣飘飘的同义词。那时的年轻人大多具有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的理想主义是热血的。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快速奔向全面的经济发展，年轻人对物质的需求愈发强烈，精神上的热血却逐渐冷却，很多美好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为什么当年唐朝、张楚、何勇这些现在看来并不十分大众化的音乐人能够成名，而如今GALA、逃跑计划等同样十分出色的乐队却没法走向更为广泛的大众？主要还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简单来说，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某些音乐类型流行的土壤。

　　记者：从《怒放之青春再见》中的几位主人公身上，能够看到很多音乐人的影子，您是有意为之吗？

　　卢庚戌：有影评人对我说，《怒放之青春再见》就是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代音乐人的集体回忆，我认同这种观点。比如男主角马路，他就和我本人很像，大学时代的我性格偏内向，向女生表白时特别害羞，我想我这种性格能够代表一大批大学男生，其实朴树也是类似的性格。而马路的好友郑天亮则是一个风流潇洒、自由不羁的人，经常指点江山般地教哥们儿如何追女孩，他的性格就有点儿像年轻时的郑钧。郑天亮被唱片公司老板看中，却要求只签他个人不签乐队的情节，则来源于汪峰的真实经历。

　　除了音乐人，影片中的人物也有我几位同学的影子。比如胖胖的钱大宝的原型就是歌曲《志伟》的主人公，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吃饱喝足之后，拼命地幻想——要是我有一个亿，该怎么花呀？而瘦猴侯亮的原型人物也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小毛病多多，但毕业多年之后，他的形象却依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记者：如今您眼中的青春，与写《志伟》《一生有你》时的青春有怎样的不同？

　　卢庚戌：记得在拍《怒放之青春再见》中的回忆段落时，一看到年轻演员们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我就会莫名的感伤。只有逝去了才懂得珍惜，青春就是这样。在青春岁月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青春有多么美好——那时的我每天都在为工作和房租发愁，为孤独和迷茫所困惑，青春在我眼中是带有些许苦涩味道的。然而现在青春已逝，再回过头去看，我才发现青春真是太值得追忆了。青春为什么美好？因为在那个年纪，我享受着全世界最纯真的爱情和最真挚的友情，它们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记者：据统计，目前电影市场的主力观影人群是“90后”，您将目光集中于“70后”一代的青春情怀，是否担心影片的受众人群会被压缩？

　　卢庚戌：我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甲乙两个人到一个村子去卖鞋，发现村子里没有一个人穿鞋。甲就沮丧地说，赶快走吧，这村里没人穿鞋；乙却兴奋地说，太好了，这村里没一个人有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同样的事情，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的确，如今的主力观影人群是“90后”，但《致青春》《中国合伙人》这些青春题材电影票房之所以能够大卖，依靠的绝不仅仅是“90后”观众，更是“70后”、“80后”观众。况且很多“90后”看完《怒放之青春再见》后也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每代人的青春都会有共通之处。

　　记者：从音乐界跨越到电影界，您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卢庚戌：写音乐是相对个人化的创作，而拍电影是一项团队性质的工作。做音乐的时候，你只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就行了，但拍电影的时候，你不仅要相信自己，更要说服包括投资人、制片人、演员、摄影、美术、录音在内的一大群人相信自己。没有团队意识和领导能力，是绝对当不了导演的，好在我在这两方面都不算差。影片开拍之前，我心里最没底的其实是跟演员说戏这个环节，于是我就找来了很多张艺谋、冯小刚等大导演拍片时的纪录片，认真研究他们是怎样跟演员说戏的。开拍之后，我和演员的沟通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的表演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记者：那您觉得创作音乐与创作电影有没有共通之处？

　　卢庚戌：无论写歌还是执导电影，都需要敏锐的艺术直觉。首先你要能够清晰地判断什么是打动人的好东西，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天赋，有的人就是觉得难听的音乐好听、难看的电影好看，这类人显然不适合搞创作。在此基础上，你还要有一种钻研精神，就像《一生有你》的歌词我写了7年，经过反复的斟酌和修改才发表，《怒放之青春再见》的剧本也是几易其稿，搞得几个编剧近乎崩溃。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只有把自己逼到绝境才能创作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