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是真人不露相，人一端架子就没多大意思了。端架子，多数是肚子里没玩意儿，没办法只好装。就如吾乡傅哥给一些小官僚编的顺口溜，“吃得挺胖，穿得挺像，别着钢笔，啥也写不上”。写文章亦如此，一不能端架子，你一端架子，好东西就被吓跑了；二不能搭架子，煞有介事的样子，四个锔子八个眼，穿靴戴帽，不足一升，非要凑一斗，肯定是有掺假的地方。文艺批评更是这样，几句话完了的事，非得整一大篇，多大学问似的。钱钟书学问大不？他的最著名的东西《谈艺录》《管锥篇》全是笔记体，大才子、大学问家，根本瞧不上摆架子。他在《读〈拉奥孔〉》里说：“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说得多么中肯，他对西学可谓见得多了，却对西方的“大论文”不以为然，这是真知灼见，也是思维习惯。他学贯中西，却始终“以中贯西”。先生的笔记体，肯定会垂世不朽了。但有些曾经很嚣张的所谓皇皇大论、高头讲章之类，恐怕只会在历史的纸篓中谋一席之地了。

　　元曲里的情爱方程

　　《世说新语》有一则“贾充嫁女”，写女孩遭遇情爱之后的表现：“盛自拂拭，悦畅有异于常。”特爱打扮，异常兴奋，两个细节，写得真是太到位了。十个字，赛过俗手一大篇话。现在的诗也爱谈细节，但拖泥带水，那功力比这差远了。说到诗歌写情爱，写细节，元曲高明多了。元代的诗人，地位都不高，八娼九儒十丐，居于丐前娼后，真是斯文扫地了，也就没什么架子了，也更没那么多顾忌了，没忌惮，因此大胆、泼辣；没架子，所以真切、亲切。少贵族气，多平民味。这里面以讽世与情爱两大主题最为突出，大概因为“曲”的缘故，情爱写得尤其多、又特别出彩儿。

　　两人碰出火花，由于授受不亲，见面难，要指望突然相遇。“……今日猛见他门前过。待唤着怕人瞧科。”这可如何是好？“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要识得声音是我。”（徐再思《沉醉东风·春情》）这是情急生智。相遇之后，当然是相约，那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戴月披星担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只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荼縻架。”（商挺《潘妃曲》）等待的心呀，草木皆兵。相约接着就是相会啦：“挨着靠着云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贯云石《红绣鞋》）一分光阴掰作两半儿花，尤人心不足，还要老天给弄个双份儿，要“闰更”，亏这女子想得出啊！会过了，要分别：“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扬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关汉卿《四块玉》）水也错，山也错，恨离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别后相思更难耐。相思是个什么玩艺儿呢？是一种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病症怎样？“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何时发作？“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徐再思《折桂令》）相思亦是一种债：“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徐再思《清江引·相思》）

　　元曲的情爱，多是男人揣摩女人，细，透，痴迷又清醒。特别有山歌的味道，好的山歌，都是靠一个“真”字打动心弦。像妙手的针灸一样，将千钧力量集中在细节的“一发”上。姚燧有一首《凭栏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抓住一个特殊的瞬间，把一个“军嫂”的微妙心理写得多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