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视剧存在的问题，大部分编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5月7日举行的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第三届编剧沙龙上，虽然以电视剧的误区为主题，但编剧们更多谈到的是自己面临的困境。可喜的是，编剧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找原因，深入剖析自己，体现出他们要突破的勇气。有这样一批善于自省的编剧，中国电视剧上升可待。 ——编者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剧照

电视剧《民兵葛二蛋》剧照

电视剧《幸福的面条》剧照

电视剧《楚汉传奇》剧照

针砭时弊与文化自信

　　编剧与小说家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不同在于电视剧编剧下笔之前，就给自己定了个框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碰，有的高压线实际并不存在。于是，题材走进了死胡同。

　　□ 高璇（电视剧《婚姻保卫战》编剧）：

　　我和任宝茹从2009年写完了《婚姻保卫战》以后有很多困惑，其实我们在之前创作过程中感觉到一些禁忌，比如能不能表现一些社会负面、黑暗的东西。其实现代题材剧一点不比历史剧、抗日题材戏，包括当时比较火的穿越剧禁忌少。为了让片子顺利播出，我们会去简化一些、弱化一些矛盾尖锐性和过于负面的东西。其实我个人恰恰觉得，一些好东西也同样因为它的争议性牺牲掉了，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困惑。

　　□ 刘和平（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编剧）：

　　我们讴歌时代，同时能不能针砭时弊？如果说文艺作品连针砭时弊都不敢了，那是我们没有文化自信，也没有文化自觉。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编剧工作委员会的官方微博上对某一部电影进行了一下讨论，因为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我们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有很大的包容心，在逐渐开放题材的广度和宽度。就是你在揭示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些从来就没有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它容许你去面对这种变化的社会现象。我在这儿明说了吧，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这部电影。比如说电影中的女一号“小三”文佳佳，就是转型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它。与其我们在网上、微博上、QQ上天天骂这样的现象，不如用文艺作品表现它。文艺作品起的作用主要就是在这儿。电影创作生产力比我们解放一些，但我们自己毫不讳言，在这方面电视剧的作者、编剧自己要解放思想，没有谁去告诉你，哪些不能写。我觉得只要价值取向、情感倾向是善良的、好的，哪怕是揭示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这些问题减少。所以我觉得针砭时弊的东西不是不能写。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文艺作品不能触及这个东西，会越走越死。

家庭剧面临瓶颈

　　观众对家庭剧的不满在于什么？不是对这一类型的不满，是对于具体内容的不满，是话题的浅浮，是在于没有表现老百姓的真情实感。

　　□ 高满堂（电视剧《闯关东》《温州一家人》编剧）：

　　当时韩流袭来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还是以教育、以灌输为主要目的，韩剧带来了一些娱乐的感觉，比如说《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这些电视剧，我们感觉到非常亲切。韩剧现在为什么渐渐的不行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把剧中的主人公跟社会割裂开来，我们只能看到韩剧里的主人公的家庭角色，看不到他的社会角色，它把家庭和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这种剧我们看一部、两部可以，当我们看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欺骗，是对生活的欺骗，对观众的欺骗。我们注意一下，韩剧里所有的人物，他和社会发生了什么矛盾？有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全是家庭琐碎。我们的家庭伦理剧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一片幸福，包括我们的片名。对社会矛盾、对人与人之间更深刻的一些冲突、一些分裂，我们都没有做到鞭挞、揭示和深刻地剖析。

　　家庭剧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粉饰生活。这种粉饰不会太长久，艺术的生命不能靠粉饰。所以说大家说看够了、看恶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端地制造家庭矛盾，把家庭矛盾写成了一种人和狼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无缘无故地打，无缘无故地吵闹，我想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其实这是在制造戏剧。生活不是那样，一片幸福；生活也不是这样，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说这两点是家庭伦理剧出现的最大问题。

　　□ 高璇：

　　家庭剧中人物的主要矛盾是否能突破一个家庭，突破伦理关系，能不能用社会关系来结构一个故事？后来我们发现非常艰难。所有主要的矛盾变成了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于生活理念的矛盾与分歧，这类戏因为群众喜闻乐见，再加上它的题材的稳妥性，其他方面也喜欢，它的格局就定下来，成为家庭婆媳剧也叫家斗剧。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写这类戏的时候我们觉得没的写了，因为所有的矛盾、理念都说完了。

　　我们写的家庭剧中的人物除了自己的恋爱、婚姻以及与父母的关系，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买房，就所有这些自我生存命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话题？一个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内心，你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困惑？你有没有切肤之外的问题，比如公平正义、良知，所有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也关注。在你的故事里、人物里也传达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家庭伦理，以及自我实现的格局中扩开去，进一步拓展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