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又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仅这两点就足以使一个城市名垂青史，且不论还有千年帝都的盛名。把丝绸之路与洛阳牡丹联系起来的构思，启动了王昆峰《丝路花语》的创作过程。

　　洛阳牡丹千姿百态，雍容华贵，千百年来已被无数笔墨丹青吟咏描绘，生发出五彩斑斓的审美意象，被赋予丰富的人文内涵，当下又被摄影垂青，它的风姿花容早已被影像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因此王昆峰的选择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其实王昆峰有过多年拍摄牡丹的经验，但这次却全然抛却过去的思路，另辟蹊径，进行超越自我的探索和追求，表达出一种艺术创新的勇气和信念。这种选择对自己同样是一个挑战，考验着摄影家的艺术灵感和创造能力。

　　面对双重挑战，王昆峰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他把《丝路花语》定位于洛阳牡丹花瓣花蕊的微距拍摄，在直径1厘米左右的空间里进行超出人的视觉的探索和发现，为此他添置了1亿像素的飞思XF100MP相机、微距镜头、灯具和用于后期的图形工作站，把办公室改成了摄影棚，开始无休止地摸索拍摄。过去的经验几乎失效，按下快门后的结果很难预测，每一次拍摄都面对新的未知。选择花朵仿佛是一种“随机”，按下快门有时会产生对“意外”的期待。随机与意外充满着偶然，也让微距拍摄充满了魅力。他不停地测试数据，调整角度，变换灯光，一点点地减少偶然和意外，发现必然和规律，一步步地使某种可能变为现实，拍摄几乎成了科学实验。他乐此不疲，夜以继日。

　　或许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实验精神正是中国摄影所缺乏的。实验是发掘新的表现潜能的途径和从可能到现实的桥梁，摄影的表现领域因实验不断拓展。不论是F64小组（1932年至1935年，一群位于美国加州具有相同摄影理念的年轻摄影师组成的摄影小组），还是包豪斯学院的摄影师们，实验都是他们创作的基础。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其实来自五花八门的实验。《丝路花语》所体现的实验精神，对于许多正在努力寻找新出路的摄影师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当王昆峰选择牡丹以及飞思XF100MP相机、微距镜头并在影棚拍摄的时候，他的目的就已经十分明确。正如约翰·伯格所说：艺术家对题材的选择基于某些理由或发现的意义，当题材选定之后，创作本身的作用就是传达及证明选择的意义，所以题材开始于艺术家为了“特殊的说法”所选择的事物。他还特别指出：对于艺术家而言，真正特殊的、有意义的是纯粹视觉上的——色彩及形式。通过微观牡丹，建构一种超越寻常观看经验的、纯粹的视觉形式，形成自己的“特殊说法”，并努力达到技术的极致，在牡丹或花卉摄影中实现创新或突破，这是王昆峰题材选择和拍摄实践的意义。

　　这种进入对象的角度使王昆峰摆脱了具象显现和识别功能的束缚，以光影、线条、色彩为基本元素，进入微观的、高度抽象的表现。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景深，衡量着虚实，把握着线条的疏密走向，色彩的浓淡深浅，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他追求着形式的简洁而让线条灵动和具有表现力，他让色彩铺满空间，纯净、通透、轻盈，在这个形式的世界里，纯粹的线条和色彩就是影像的生命和意义。如果说作品中还有一些再现性的话，正如提出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理论的克莱夫·贝尔所说：其价值也只在于其形式而不在其再现。视觉形式的意味其实难以言表，我们可以把《丝路花语》看做一种别样的生命风采，这是摄影家的感知、发现并在色彩语言和空间表现中获得的升华。

　　微距拍摄中的偶然性、随机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王昆峰的拍摄往往不是看到了什么才拍，而是在拍的过程中才看到是什么，甚至在拍摄放大后才完全看到拍了什么。因此这些作品许多是无法重复的，这会增加作品的价值，也使每一次拍摄都有面对未知的紧张与期待。他不依靠后期，力求充分显示摄影这一视觉手段的固有特征，影像在后期只做剪裁和整体微调。他拒绝了使用多次曝光的建议，他说摄影就要在“咔嚓”一下中完成。全部拍摄他都始终“固执己见”。他把激情洋溢的拍摄置于严谨的科学精神之上，把高像素相机的表现力尽量地发挥出来，并在逐步得心应手的实验探索中，尽量比别人走得更远，这使他的微距牡丹最终打上自己的烙印，成为自己“特殊的说法”。从王昆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理性又很执着的人，他的用心和耐心都渗透在《丝路花语》之中，让我们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