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的话剧《我们的荆轲》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建院60周年上演的一部重头戏。剧作上演之后引起了一些反响，有好评，也不乏尖锐批评。好评与批评的焦点多集中在这部戏对荆轲这一传统经典侠士形象的塑造上。好评者认为，《我们的荆轲》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深刻的荆轲；批评者则认为，这个荆轲颠覆了作为传统侠士典型的荆轲形象。那么，在这部剧中荆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剧名的意思
要理解这部戏中的荆轲形象，还得从这部戏的名称入手。单从剧作的名称来看，我们也许会得出它是站在剧中人物、荆轲的友人立场上的一个说法或称呼，带有某种亲切、认同的色彩，也许与“咱们的荆轲”意思相近。而剧中情节不仅确有这样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似乎成了剧情展开中的一个核心方面。比如剧作开始时的情景，是荆轲出去寻访高人时，在一个小小的屠狗场里，高渐离、秦舞阳、狗屠几个人在议论，议论的中心就是荆轲；其中秦舞阳略似一个“愤青”，他对荆轲出门寻访高人的行为目的颇有微词，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本事的假侠士。荆轲不是最早出场的，但他虽未出场却已是这伙人谈论的对象，这样他就注定要成为剧中的中心人物。老侠士田光受燕太子丹的委托，把刺秦的重任交给荆轲，认为荆轲就是最堪当此重任的最好的侠士。这样，一开场荆轲就在人们的议论中自然而然成了“我们的”——这伙侠士们的或这伙侠士中的——荆轲。
刺秦的动机
得到老侠士田光的高度评价、信任和重托，对于一名侠士来说当然是梦寐以求的，这也是《我们的荆轲》中所反复强调的侠士的理念。但接下来的问题却是：“我为什么要去刺秦？”对侠士名声的追求与对刺秦意义的反思在这里构成一种内在的矛盾，纠缠着荆轲，也纠缠着他身边的人们。燕太子丹给了荆轲一切可能的待遇，豪宅、宝物，甚至把曾经给秦王梳过头、又与自己同甘共苦从秦国逃回的宠姬燕姬也赐给他、侍候他，并声称她最善于治疗男人的“失眠症”。这些都只是为了换取他的刺秦。剧中所一再表现的是，如果刺秦只是作为他对于燕太子丹厚遇自己的一个回报，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不提及燕姬这个人物。
燕姬这个人物很独特。她起初只是一个被赏赐给荆轲的“东西”，其功能不过是满足荆轲作为一个男人的需要，但接着她却成了一面镜子，一个冷漠的观察者、分析者、思考者。她分析了荆轲的愿望，对荆轲刺秦的每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意义进行消解，结论是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才去刺秦；更进一步，她甚至提出，为了获得侠士更大的名声，就要在刺秦时不杀死秦王——如果杀死了秦王，秦王就会成为历史的主角，而他荆轲反而成了次要的配角，这就是说，成全了别人反而失落了自己。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荒谬，以致荆轲以她是秦王的间谍为名将她杀死。他的这个行为在这里又似乎是一个隐喻。如果按荆轲对燕姬所说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是同一个人”，那么，他杀死她，是否就是“杀掉”自己人格或内心的另一个“我”、另一个“小我”呢？也就是说，他杀死她，是否意味着他不愿承认自己身上的“小我”、或通过否定“小我”而保留“大我”呢？对于这种精神分析似的问题，人们大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
哈姆雷特似的延宕
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迥然不同于历史文本中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具有质疑意识的思想者、一个神经衰弱的敏感者，他思考自己行为的价值，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周边的人和事十分关注和过敏，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俨然一位两千年前的哈姆雷特。二者的相似之处，就是犹疑、延宕、反思、敏感、对自我的极度关注。在剧中，荆轲似乎在不停地思考为何刺秦的问题，又似乎是在有意拖延刺秦的行程。比如，在出发刺秦前荆轲就有一大段哈姆雷特似的独白，自问自答、自言自语，提出一种想法又否定一种想法，绞尽脑汁地试图找到刺秦的意义价值。这个问题即便是荆轲出发上路了仍然是个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困扰人物行动的问题。而他对于“高人”的等待也一再推延着他的启程。他最后是在燕太子丹的百般催促之下才启程的，实属无奈之举。这种“延宕”与哈姆雷特十分相似，也体现了人物的某种困窘。
单从《我们的荆轲》这个剧作来说，荆轲刺秦属于误打误撞、半推半就、身不由己最后无可奈何地踏上那条悲壮的不归之路的。剧作要揭示的，也就是这种行为与动机的背反。他要走出这种困境，除了自我思考，再就是希望获得高人指点。寻访、等待高人，是荆轲在剧中开头和结尾的两个行为，但他终究没有遇到真正的高人。尽管“高人”只是一个传说，但他还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种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比起来，显得抽象、空洞而渺茫；因而荆轲始终没有找到心目中的高人，甚至田光在这里也算不得什么高人，只不过是有着一身俗气的老侠士而已。
按照编剧莫言的说法：“这部戏里，其实没有一个坏人。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我们呼唤高人，其实是希望我们自己内心的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