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不仅那些以装置、行为、影像艺术、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先锋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众发生断裂，就是学院艺术家，也在与画廊、拍卖公司的关系日渐密切的同时，逐渐淡出了社会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中逐渐边缘化。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的艺术家是否正在疏离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日益成为孤芳自赏的“小众艺术”群体？
在这种社会断裂与文化弱势时期，当代艺术家必须调整自己，既要了解传统，也要面对社会完成转型，使艺术创作在当今中国成为既能上承中国历史传统，又能下开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文化样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文化也迅速进入了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大趋势之中。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代表文化也同时在进步。也就是说，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当今中国并不是同步进行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差距，以及关系日趋疏离，导致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
当然，造成这种社会断裂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主要还是生产力、人的欲望、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了。这三者关系中，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欲望的加强。反之，适度的欲望也会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欲望一旦膨胀就难以自制，而且过度的欲望必然会加剧权力的腐败，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价值体系的混乱。所以，欲望膨胀时，就需要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随时对其发挥管束和引导的作用。
然而，当今中国的文化状况不容乐观，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自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就一直处在无所适从的窘迫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摧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再加上十年“文革”，那个曾经维系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历史传统在人们心中几乎荡然无存。传统文化被打倒之后，也没有重新被扶起来。本土文化的缺位，使西方文化有机可乘。遗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并没有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相反，由于人们对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的滥用和不切实际的标榜，更增添了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可以说学西方文化，也没有学好。其实与其说没有学好，还不如说直接把西方文化拿过来用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做法并不恰当。此外，虽然马列文化帮助中国走出困境，开出一个新的格局，但是时过境迁，如果还只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不是根据中国国情灵活运用，其在中国的前途也是堪忧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的文化何去何从，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中国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社会的断裂与文化的弱势，对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加上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混淆了人们对艺术的定位与理解，使创作理念失去了指导性的方针。没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理念做指导，其创作只能是任人摆布，亦步亦趋，容易走“流行风”，其结果就只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艺术界的这种现象，应该说相当普遍的。如西方的小提琴，本来格高典雅，应该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但被国内的表演者一表演，就完全变了样。他们盲目学习西方文化，为了舞台表演效果，逐渐加入摇滚元素，结果是不伦不类，不中不西。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艺术门类上。在书画界，日本现代书法、西方现代艺术理念的涌入，对中国本土的传统书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把书法拉入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理念之中，出现脱离文字内容、淡化“书写性”以及书法家的文化修养、片面强调视觉构成的书法现象。应该说，相对于“书法的本意”，现在人的书法创作水平在下降，同样，赏析水平也在下降。绘画方面，更是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画家对风格样式以及技术层面的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逐渐退出了对革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并且，不去了解与正视“水土不服”这一现象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自然规律，而是盲目学习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中那种以表现个体作为绘画全部生命力的宗旨移植到中国文化上来。最终出现不顾中国现实，不顾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也不顾艺术创作对人产生的影响，而是我行我素，使艺术与社会完全脱离开来。
近十年来，不仅那些以装置、行为、影像艺术、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先锋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众发生断裂，就是学院艺术家，也在与画廊、拍卖公司的关系日渐密切的同时，逐渐淡出了社会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中逐渐边缘化。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的艺术家是否正在疏离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日益成为孤芳自赏的“小众艺术”群体？当代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与非艺术专业的其他几亿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对此，他们很少考虑，也很少有画家关注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剧变。很显然，这样的艺术创作最终只能在脱离社会的同时也为大众所忽视。
在这种社会断裂与文化弱势时期，当代艺术家必须调整自己，既要了解传统，也要面对社会完成转型，使艺术创作在当今中国成为既能上承中国历史传统，又能下开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文化样式。
在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与艺术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二者完全汇通、合二为一的。在道德教育中，尤其突出强调一个人的责任意识，这同样也可以用在艺术创作上。这就是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和政治意义的。从历代艺术的发展来看，真正的艺术都不是孤立的，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紧紧围绕时代来发展的。艺术家通过某一具体艺术表达的个体意识，事实上也是整个时代所共同追求的。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现象。换言之，艺术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
例如，传统绘画主要通过故事情节、历史典故等比较通俗易懂的现实画面来引导人们的善恶观念，进而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古代诗歌艺术当中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序》）也说的是这个意思。后来汉代儒家把“诗”的这个特点具体化为“美刺”，强调“诗”是对帝王的某种委婉的讽谏劝诫工具，更加突出了“诗”的社会意义。“诗”的这个传统也波及到其他文学样式。唐代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韩愈的“文以载道”，均强调了诗词等文学形式的社会作用和政治意义。虽然在魏晋时期，有许多文学家参加了绘画活动，加强了绘画的技术性和文学性，使得绘画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可供欣赏的艺术，但是，绘画的发展与存在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政治。即便后来文人画强调个体的张扬，看似与促进社会和谐无关，但是其“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自娱“墨戏”，从另一个方面帮助化解因社会关系紧张带来的矛盾，也起到了维护社会安稳的作用。表面上看，绘画的这两种功能相互抵触，实质上目的相同。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为了突出绘画的自我怡情作用，而有意识地扩大了两者的差异。实质上两者虽然入手处相异，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政治社会服务。
站在这个角度，本文认为当代艺术创作应当突出社会责任意识与政治功能。否则，任何艺术创作都只是脱离社会与大众的无头苍蝇，既无方向最终也容易撞得头破血流而被淘汰出局。当然，古今差异的出现，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历史规律方面的因素，但是人们欲望的无穷膨胀以及对文化熟视无睹的惰性，却是艺术在现代发生断裂的根本原因。人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同时，似乎也在不同程度地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而现代人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不但需要无畏的担当精神，还需要奋起拼搏不受时下风气与利益左右的勇气。惟其如此，当代艺术创作才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使艺术不仅能用于陶冶性情、体悟人生，而且还能起到维护社会安稳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