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一生对音乐执著追求，为我们创作了许多不朽名作，写下了体裁多样、题材丰富的音乐作品。在他短促的创作生涯中，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曲独奏、重奏曲多首。此外，冼星海在1939年到1944年期间为古典诗词谱写的艺术歌《别情》《杨柳枝词》《竹枝词》《天净沙》《渔夫词》等堪称艺术歌曲之精品，已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发展不可忽视的材料。《别情》《杨柳枝词》《渔夫词》等是他艺术歌曲的代表作。

　　我们知道歌唱是诗与音乐的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在歌曲中，连接和维系诗与乐的纽带是人类丰富的感情。歌唱是情之所在，情之所至。冼星海的《别情》是较有特点的一首作品。今天我们再次对他的艺术歌曲进行分析，目的是深化对作品的理解，提高对作品的认识，从而更准确地再现他的内涵。声乐演唱的目的是用人声生动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唱歌唱情是我国声乐演唱者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明代张琦说“如果以情而情止矣，如果之情以为歌咏，声音而歌咏声音止矣”。

　　歌曲《别情》采用宋代诗人吕本中的诗作。诗的意境深远，感情真挚。音乐形象生动，作者通过丰富的音乐想像力在旋律上采用我国传统的五声性民族调式。曲调质朴清晰。在结构上是不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歌曲的主题很有特点，以弱起的四度跳进开始，旋律进行迂回婉转。A段的第二乐句是主题后半部的下方四度音程的移位；第三乐句结束A段，并造成一个小高潮。B段仍旧保持A段弱起的特点，采用A段的材料加以发展，总体高潮安排在B段的第二句的末尾。终止音落在调式的三音上，加强了“等得团圆是几时”的疑问语气，形象地刻画出作者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之情。

　　歌曲的钢琴伴奏部分，是典型的艺术歌曲的写作。伴奏与人声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A段的伴奏采取模仿主旋律的复调性写法，扣人心弦地预示出了声乐旋律的因素。丰富了歌曲旋律的发展，起到烘托歌曲气氛的生动效果。B段的伴奏左手部分开始时重复歌曲的旋律，右手是一个独立旋律线条，与歌声构成复调性的结合。让人们感受到歌曲的速度、力度、表情、色彩，领略到歌曲的心境。形象地刻画出作者内心的苦涩与追求自由幸福美满的内心世界。在和声使用上，变格进行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弦功能关系精心安排，钢琴时而严格模仿声乐旋律，时而穿插新的材料。声部进行的灵活处理，加之对位化的织体形成，使这首歌曲的和声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德国音乐家舒曼曾这样评论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人们发现它们联合起来的效果更伟大得多。当简单的乐音由发展的音节给以加强时，当歌词被烘托到旋律的声浪之上时，当诗的轻微节奏在和缓的交错中同音乐节奏融合在一起时，效果则更大、更美。”冼星海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的歌曲，就艺术歌曲而言则是他的极少部分，聆听他的艺术歌曲，如品清茶，始觉清淡、继则有味，续而清香怡人、回味无穷。有人说艺术歌曲是音乐的诗歌。那么，冼星海极少的艺术歌曲中，他那精致、细腻、优雅、潇洒的艺术风格是他为这几首词诗谱写的艺术歌曲中的集中体现。

　　艺术歌曲是人声旋律、诗歌、伴奏立体地融为一体的音乐体裁。词曲结合得好坏是歌曲成败的关键。冼星海的艺术歌曲就十分重视这一关键问题。做到了词曲结合的水乳交融。首先他特别重视以字行腔，中国艺术歌曲是以汉语普通话来演唱的，歌调的汉语音韵决定了旋律的基本走向。这是遵循了我国歌曲词曲结合的传统，由此体现出中国艺术歌曲人声旋律的中国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擅长运用装饰音加强汉语的声调趋势，使其旋律充分体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音腔美。其旋律简洁优美、上口动听，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冼星海得心应手地在“以字行腔”的旋律创作基础上结合“以意行腔”的旋律创作手法，酣畅地抒发了作曲家的情感，使其作品凸显出特有的音乐美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托尔斯泰在《论艺术》中说过“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们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冼星海的作品即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