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首部中国儿童电影《顽童》诞生，至今已走过整整90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在这90年的岁月里，中国共摄制了600余部儿童片，其中绝大多数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儿童片除了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还在国际上获得百余个奖项。当人们回顾、评论中国儿童电影在中国文艺事业中的奉献时，自然会回忆起有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她的诞生、成长和浮沉都令人深思、感慨万千。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中国的儿童电影也从“计划”被推进了“市场”，更加步履维艰，国产儿童片不卖座的尴尬也很难吸引新鲜力量的进入，种种难题困扰着创作者们。儿童片的创作生产期待能够引起读者和有心人士的关注。 ——编 者
电影《霹雳贝贝》剧照
电影《大气层消失》剧照
光影流动中的儿童电影
□ 林阿绵（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顾问）
今年是中国儿童电影90周年华诞，回顾这艰辛而有成就的历程，有些值得深思的话题。
儿童影像的重要影响
1922年摄制的短片《顽童》是儿童故事片的萌芽。由于其“纯娱乐性”闹剧的贫乏内容放映后反响平平。
翌年底，明星影片公司摄制，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首部故事长片《孤儿救祖记》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它通过一个家庭内部争夺遗产继承权的故事，刻画了一个受过良好“义务教育”，因而具有优良品德的模范儿童余璞的银幕形象，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没落及平民阶层儿童的生存状态。其内涵既维护传统道德观念，又热烈宣扬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理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该片由中国人投资，具有较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又打破了中国电影诞生以来滑稽打斗、庸俗低级的“纯娱乐化”一统天下的恶浊局面，使中国电影具备了教化儿童的功能，受到市民阶层热忱欢迎。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影片还引发制片商纷纷拍摄儿童片，形成初兴的繁荣。同时产生了童星郑小秋和但二春，他们活泼乖巧，令人难忘。
1948年昆仑影片公司投拍的电影《三毛流浪记》是阳翰笙等人根据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改编，赵明、严恭导演。其最大成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中，通过三毛的悲惨遭遇，刻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流浪儿的艺术典型，有着鲜明的个性：纯朴的稚气、真挚的情感、乐天的性格、反抗的精神，既令人同情更让人喜爱。是儿童片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年仅8岁的王龙基的精彩表演标志着儿童在演技上达到新的高度。这还是一部“众星捧月”的影片，当年上海著名演员如赵丹等70多位文化界人士，全都热情地参与拍摄，这在电影百年史上是唯一的。它是电影史中首部有双结尾的影片，三毛迎解放是后来补拍的。它于1949年10月12日公演，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公映的国产故事片。
随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摄制许多反映儿童新生活的优秀影片，如具有重要价值的《祖国的花朵》。由徐光耀编剧，崔嵬、欧阳红樱导演的《小兵张嘎》，在思想性的深度，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以及艺术方式的探索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尤其是具有浓郁的北方乡土气息和多姿多彩个性特征的抗日小英雄张嘎子成为儿童片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少年张嘎遭受日寇侵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家仇国恨凝聚成强烈的复仇愿望。在革命军队的大熔炉里，通过长辈悉心引导和群众的教育，成长为懂得斗争策略的小侦察员。从而颂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该影片成为青少年生动的教科书。嘎子最令人喜爱的是混身洋溢着宁折不弯的“嘎劲”让人钦佩，又令人瞠目，既可气又可爱可笑，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扮演者安吉斯的表演生动逼真，非常可爱。公映后反响十分强烈，不仅小观众喜欢，也深受成人喜爱，至今屡演不衰，成为儿童故事片的代表作之一。
儿童电影的神圣使命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与南京厂联合摄制了《豆蔻年华》。本片没有一个贯穿的事件，它通过一所重点中学里两个生活经历及个性迥异的少女间性格的碰撞和情感的冲突展开故事，揭示博大的社会信息。其一，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对竞争和友谊的思考。夏雨老师吐露自己的隐秘，使同学理解了“竞争要在道德、友爱和诚实的基础上进行”。其二，成名成家与普通劳动者的辩证关系。著名物理学家伊琼博士回到母校，便深入宿舍与孩子们谈心：金字塔的顶峰是辉煌的，可如果离开了坚实的塔基，也就不存在辉煌的塔尖。围绕这一理念，片中塑造了一组人物：成绩优秀却资助尹琼留学，甘心留校当打字员的大李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宿舍老舍监章奶奶，高考落榜、通过在人间“读大学”后找到人生位置的流浪汉盖平，以及为尹琼开车的校友司机。这些人让同学们领悟了人生的价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本片另一特点在于运用生动细节刻画人物个性，除了塑造了几位有血有肉的青少年形象，更是着力描述了一位拥有崭新形象的夏雨老师。他没有高大的体魄、潇洒的风度，像个比学生稍大几岁的孩子头，他的理想频频受挫，也会为失败垂头丧气。但他有渊博学识，能理解、关爱着每个学生，采用独特的方式引导、启迪学生。他出的作文题《我为什么没有记住爸爸妈妈的生日？》震撼了每个人，唤起他们超出命题本身的思考，从而发出深沉的内心自责和强烈的感情抒发。这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师形象。
大约正是因为这些亮点，影片公映后，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中央领导的赞赏。更意想不到的是江泽民总书记在观影后做出重要批示：“昨晚看了电影《豆蔻年华》，总的来说，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教育……对培养下一代来说，究竟是造就我们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我们的掘墓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走向世界，大放异彩
90年来，我们已摄制了600余部儿童故事片，有150余部荣获国内外各种奖项500余个。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影片已稳步走向世界，取得不俗的业绩。上世纪90年代，更是有3部儿童片在柏林儿童电影节上接连获奖。
199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哦，香雪》首次参加柏林儿童电影节。这部似一首清丽、自然、富有情趣的散文诗，缺乏故事情节的影片，既无德语对白也没有字幕，孩子能看懂吗？由于组委会做了精心安排，委派女翻译现场解说，首场放映效果极好，观众完全被征服，掌声雷动，王好为导演还与观众展开热烈交谈。一位老人与导演热情握手说：“非常爱这部影片，这样宁静，这样美丽。比起这些姑娘，我们是贫穷的，而她们是富有的。”7位成人评委的评语是：“以很高的专业水平，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以细腻的手法反映了中国一个偏远乡村同现代生活的联系。”该片获得电影节艺术最高奖——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中心奖。柏林电视台做了专题采访，并购买了影片在全德和北欧的电视播映权。德方还将影片翻成16毫米拷贝，发到全德中小学作为影视教材。1997年在第20届柏林儿童电影节举办历届获奖影片特别展映，本片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儿童片。
翌年，笔者和广春兰导演携带《火焰山来的鼓手》再次赴柏林参赛。这部体现上世纪90年代新疆风情和维吾尔族少年出众才华的影片，深受德国孩子喜爱，放映时气氛活跃，笑声不绝。这次是由11名小学生组成评委会单独评奖，他们的评语是：“中国影片最大的成功是表现了儿童世界的有趣生活，塑造了一群可爱而有才华的儿童形象，歌舞美、服饰美、风土人情美。”所以授予儿童评委一等奖并颁发了奖金。
1993年，北影厂王君正导演的《天堂回信》参赛，这部围绕着爷孙两代深情关爱，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童真童趣，聚焦于日常平凡生活中点滴温馨的影片，再次征服德国小观众，并获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中心奖。
电影《我只流三次泪》剧照
电影《哦，香雪》剧照
儿影厂成立的前前后后
——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于蓝 □ 本报记者 张 悦
已度过30岁生日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儿童电影艰难成长的今天已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翻看它的成长历程，不禁令人心生感慨：1981年3月，党中央两次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在这一重要精神的指导下，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当年6月1日成立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简称儿影厂），由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任厂长。1987年3月，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同年5月8日，邓颖超在病中为新厂题写了厂标。它是我国唯一一家专门生产儿童电影的电影制片厂，也是苏联解体后全世界唯一一家儿童电影制片厂。1999年，儿影厂和北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影集团公司，儿影厂的所有员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团的各个部门，生产任务也转而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2005年，在第三制片公司的基础上，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专攻动画片生产，而一直以生产儿童故事片为主的儿影厂，只剩下一个厂标。
本报记者日前寻访已是91岁高龄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于蓝，老人虽然腿脚已不太健朗，双耳也不大灵敏了，但她却依然在为儿童电影的发展奔走呼吁。回忆起儿影厂的成长，于蓝依然心潮澎湃，如数家珍。
记者：您1981年当儿影厂厂长时已经是60岁了，请谈谈您那时的状况？
于蓝：“文革”中我们都属于黑线人物，都受到冲击，在干校劳动改造。而其间有两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一件是我的老伴田方因胆管癌在1974年去世。另一件是我的哥哥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造反派打死，被说成是自杀。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1976年，“文革”结束，大家都获得了新生。但是当时我自己的身体又出了状况，一个是在干校加盖厨房时从高处跌落，被地上的硬木棍从嘴穿到面颊，不仅门牙摔掉，嘴被磕破，面颊也严重受损，脸部肌肉难以控制，对于演员来说脸部受伤是很糟糕的；1978年左右，我还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因发现救治及时，捡回了一条命，却也付出了很大代价。那一段时间心情是很难过的，只是想如果人民需要、党需要，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记者：您又是如何与儿童电影结缘的呢？
于蓝：1981年3月，党中央两次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下一代培养好，这主要是在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建议下，全社会的报纸也都在呼吁“救救孩子”。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播同志找我谈话，说要成立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问我可否愿意担任厂长，也是考虑我做演员时演了《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这样大家都很熟悉的影片，也获过国际和国内的奖，让演员做厂长更有一些优势。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受伤和生病可能再也做不了演员了，但是我对电影还是比较熟悉的，或许能发挥点作用，如果党需要我做儿童电影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的。
记者：儿影厂成立之初还是很艰苦的，因为那时对儿影的任务还没有明确的指示与要求，而且是“两个厂、一锅汤”，实际上主创还都是北影厂的，且办公地点也是在北影厂里头。
于蓝：的确是，儿影厂白手起家，但还是希望能够建成独立制片厂，希望能够拔地盖厂。那时儿影在北影传达室旁有两个屋子作为办公室，实际上就三个人，也没有创作人员。那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儿影既然打出了牌子，党中央也重视，要下决心真正建成一个儿影厂，要有雄心壮志搞一个像样的儿影，扎扎实实干一番事业。儿影要有最基本的生产条件，采取积极的步骤，建立自己的队伍。所以那时是从抓编辑、抓剧本开始的。1982年经过有关部门的多次呼吁，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给儿影厂10万元，也就是最初的建厂资金。
记者：儿影厂当时虽成立不久，但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迎来最辉煌的时候，很多影片深入人心，今天想来都念念不忘。
于蓝：其实我本身对儿童并没有特别多的关照，也谈不上很懂孩子心理，我还是更信任学校，我的两个孩子我都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关照他们。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有一点我一直坚持，就是发挥那些对此有长处、有特殊之处的人的创造力，绝不打击他们，让他们尽情施展。我虽然是个老党员，但不喜欢那么多条条框框，尤其新来的年轻人，很尊重他们的想法。尹力和冯小宁都是北影78级美术系的学生，他们1982年毕业就来到儿影了，他们虽然学的是美术，但在导演方面都有很多想法，我就让他们大胆去尝试，尹力先拍的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当时影响有多大啊，后来他又拍了《我的九月》，算是儿童电影的经典作品了；冯小宁先拍了电视剧《病毒、金牌、星期天》，又拍了第一部影片《大气层消失》，多有想象力，后来他们都成为了优秀的导演。还有张之路为我们写了《霹雳贝贝》《魔表》等，梁晓声那时则是我们儿影厂的艺委会主任。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了他们，那时的儿童电影才发展起来，才与以往不一样。虽然没有像《小兵张嘎》那样的影片，但题材是丰富多样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也可以说当时的儿影厂是当之无愧的“获奖专业户”。
电影《姣姣小姐》剧照
儿童片《红象》与“第五代”的第一次发声
□ 本报记者 张 悦
拍摄《红象》时摄影师曾念平（右）与副摄影张艺谋
中国电影“第五代”最初的声音，在公认的观念中属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即使在电影史册上也很少提到这样一部“大腕云集”的影片《红象》。儿影厂拍摄的第一部儿童影片让我们看到了“第五代”另一种开端。
1982年6月1日，是儿影厂成立1周年的日子，儿影厂希望拿出真正属于自己拍摄的影片，在这之前虽也有《苗苗》《应声阿哥》等影片名义上属于儿影拍摄，但实际上却都是儿影厂从北影“借”的，导演和摄制班子也都是北影厂的。1981年秋天，厂长于蓝把儿子田壮壮找来，让他带着他的同学们给孩子们拍一部影片。《红象》的剧本是王端阳写的，说的是云南西双版纳森林里几个孩子寻找神象的故事。故事很简单，投资也很低，但对于那时羽翼渐丰的“78班”同学来说可是难得的一次练兵的机会，于蓝对田壮壮说，这样的苦差事恐怕别人不愿去，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说不定还能闯一闯。其实但凡成熟的导演都知道，第一次拍电影，又是孩子又是动物，对没有拍摄经验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太难把握了。但是“第五代”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上路的。
《红象》的导演是田壮壮、张建亚、谢小津，摄影是曾念平，张艺谋、吕乐、侯咏是副摄影，美术则是冯小宁，当时这几个好哥们称自己是“八条汉子”。这部影片虽然算是一部实习作品，但与一般作业不同的是它同时也是儿影厂列入生产任务的第一部正式影片，而且要公映，机会十分难得，当时许多同学都羡慕得要命。有意思的是，影片开拍前，召集大家给剧本提意见，还没等制片发话，张艺谋、吕乐、侯咏就开始各抒己见，北影厂摄制部门的人都懵了，从没看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田壮壮把哥几个叫到屋里，告诉他们，这是电影厂，不是电影学院，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哥几个刚开始还不太理解，拍到后面就都各司其职了。即使收敛了很多，但在《红象》中的摄影部分还是能够看到很多“不寻常”，那时张艺谋的主要理论就是要打破常规拍摄的方法，如采用不完整构图，他也在尽量说服大家做这样的尝试，所以《红象》中有一部分已经带有《一个和八个》的影子，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红象》拍摄完送到玉泉山请胡耀邦、胡乔木、胡绳等审看，观后胡耀邦表示，《红象》有些浪漫色彩。影片上映后，电影学院则是呼声一片，“78班”这一届同学的名字第一次被打到银幕上，这是集体荣耀。比较同时期的影片，它有明显的不同：对非职业演员的运用，摄影光线的真实感以及明暗线条的处理等，单从技术角度而言，这部影片的摄影限于当时的条件肯定是粗糙的；但从摄影观念和电影语言来看，《红象》应该是中国电影在经过“文革”十年的压抑后，第一次系统而大胆地进行了全新的尝试，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给了这样一群年轻人实现观念变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