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曲艺？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因为对曲艺这个词儿好像大家都不陌生，不就是相声小品或者二人转吗？曲艺家不就是赵本山、范伟、小沈阳或者姜昆、牛群、冯巩、黄宏等等吗？这是最简单也是一般老百姓脱口而出的答案。但如果要让从事曲艺专业研究的人士回答，问题会立刻变得很复杂。这是因为曾经被历史证明存在过的曲艺形式就有近400种，且它们之间既相通又相异，彼此很亲近又有较大的区别。就像许多舞台表演样式一样，看表象它们相互之间似乎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但其骨子里的血缘则十分亲密。如果对曲艺形式一个个地剖析，就是几天不吃不喝不休息，也不可能说把问题回答得完全透彻。面对曲艺的浩瀚博大，我只能以一个职业曲艺人的视角，采取“管中窥豹”的方式，凭借自己认识的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和大家一起通过推想、推理和判断，为曲艺艺术勾画一个简单、宏观的轮廓。我想用三个“三”实现我与读者对接与沟通的愿望，即先讲三则曲艺家的故事，然后去诠释、阐述曲艺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曲艺家的三种基本素养。

孙立生

　　1954年12月出生，济南人，现任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一级编剧，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系当下有影响力的曲艺作家、评论家。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曲艺作品、评论等200余篇，150余万字，出版了《孙立生曲艺文集》《追梦斋呓语》等4部专著，作品和评论曾获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山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和山东省第五、六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

一、关于曲艺现状的三则故事

　　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曲艺所处的状态却是真实的。由此可见，包括曲艺在内的一些民族艺术的现状真是不容乐观，应该说前景堪忧。

　　如果我说，曲艺的现状其实很“尴尬”，有人肯定不能理解。这不奇怪，因为大家听或看到的曲艺舞台，都是赵本山、郭德纲、小沈阳等这些大腕儿笑星演出的盛况，一场表演的出场费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上百万元。我所说的尴尬是指他们之外大多数普通的曲艺家的生存状态。比方说，山东省曲艺家协会的老主席郭文秋老人，她曾是全国最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之一，1958年曾与高元钧、叶英美等被文化部树为全国曲艺界的“四面红旗”。很遗憾，郭老师中风后至今已半身不遂七八个年头了，现在生活自理都困难。前不久我听人说了一件事，说半身不遂后的郭文秋老师，这些年来家里总是频频更换保姆，乃至于让很多保姆“闻风而逃”。这是为什么呀？据说她的子女们非常着急，整日为找保姆的事愁眉不展。郭老师的儿子，济南曲艺团的音乐设计陈云龙先生，费了很大气力终于又为老娘找了一个保姆。岁数不大的姑娘挺懂事的，朴实勤快且眼里有活，简直是无可挑剔。结果怎样呢？人家姑娘没干几天还是提出来非走不可。她儿子一听就急了，非要问出个“究竟”来，他说，“你走可以，但你必须把走的原因给我说明白！”姑娘吞吞吐吐，憋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陈云龙急了：“我妈是不是给你的钱少，我多给你就是了。”“钱可不少了。”“我妈是不是脾气不好。”“哎呀，老太太对我太热情了，跟亲妈差不多。”“那是不是我们家吃的不好？”“吃的住的也好，各方面都舒心。”“那姑娘你得给我说句明白话了，为什么不想在我们家里呆了？”结果姑娘哼哧半天后说：“哥，我受不了啊。老太太每天非让我搀着她，听她唱一段河南坠子——听那玩意儿我实在承受不住啊。”

　　这类故事属于“黑色幽默”，让听者哭笑不得——它的本质是贴近悲剧的。河南坠子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当初这么动听悦耳的曲艺形式，今天为什么让人接受不了呢？必须先给大家作个交待，我说的这事儿绝对是曲艺圈子里的人杜撰的——但有一点，它与真实并不远。今天的一些人似乎更认同这样的观点：传统的曲艺形式延续到今天，连“保姆”也拢不住了，和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和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欣赏有了距离，以至于“四面红旗”不再像当初那么鲜艳了。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为郭文秋老师杜撰的“保姆听唱”的故事，好长时间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艺术是娱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如果连接受都谈不到，又怎么去谈娱乐、教育和鼓舞？但郭文秋酷爱河南坠子艺术，当初她以山东人的视野与胸怀，将河南坠子这种发祥于河南的曲艺形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得山东乃至全国的观众都喜欢，从而成为受群众欢迎、热爱的曲艺艺术家。但现在，河南坠子连她家的保姆都接受不了。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姚忠贤老师。当然这事也属“捕风捉影”，但它却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姚老师现在大概有正式的入室弟子两三人，杨珀是他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但遗憾的是真正追随他学艺的男性演员没有。为这事，不光姚老师着急，整个社会也关注。前些日子《济南日报》登了篇文章《唱琴书的老姚》，在介绍德高望重的姚忠贤先生和他的艺术的同时，还帮助姚先生一起呼唤“男弟子”。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个有“条件”的。这天，有人把电话打到济南市曲艺团，说要找姚老师学习山东琴书。姚老师激动极了，一边拿电话，一边按免提，以让周围的同事们一起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就听对方说话了：“姚老师啊，我想跟你学山东琴书啊！”姚老师说：“唱琴书您首先得有副好嗓子。”“我嗓子不错啊，我是山东吕剧的票友。”姚老师听罢一拍大腿：“吕剧是我们山东琴书衍生下来的戏曲形式，它的前身就是山东琴书，你有这个基础太好啦。但是我们山东琴书有自己独立性的玩意儿，那是戏曲无法取代的，比方必须自拉自唱，你会乐器吗？”“姚老师，巧极了，我会拉二胡。”“二胡和和琴书用的坠胡有相通之处，都是用手拉，都是弦儿，你有这个基础再学习琴书就太方便了，你完全有条件学！”对方说：“姚老师，我们山东可是礼仪之乡，我这个山东人非常重视礼节，咱传统的艺术就要用传统的方式去传承。我不仅要给您磕头拜师，还要为您养老送终。”一听这话姚老师感动得泪水差点流出来：“感谢，感谢你啊，你说的送终那是后话，咱以后再说！”“说送终就送终，这叫一诺千金。老师，您老多大啦？”“我今年69啦。”“69？哎呦，师父弄不好我送不了您了。我今年85了……”这故事当然也是杜撰的，但曲艺所处的状态却是真实的。由此可见，包括曲艺在内的一些民族艺术的现状真是不容乐观，应该说前景堪忧啊。

　　阴军先生，在山东属于名流，尤其在艺术圈里知名度挺高。可以说，阴军老师在山东地儿走哪儿都畅通无阻，点头就进。但是，一次，山东泰山队和上海申花队踢球，没买着票的阴军走到检票口了，咧着嘴笑，检票的人问：“您是？”阴老师做了个提示：“想想看，我，山东快书啊！”没想到，旁边那些山东球迷不愿意了：“你说什么？山东快输，打他！”这个故事反映了一种真相：山东快书就要被今天的年轻人遗忘了。

　　当下，不少青年人的生存状态都是“疲于奔命”，大家都忙也都躁，这种现象真是可怕。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山东一家文艺杂志社当记者，其间采访过侯宝林、马三立等很多曲艺大师，与他们对话、交流，绝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热闹。他们的相声亦是如此，尽管能让观众开心、愉悦，甚至笑声不断，但最终赐予观众的则是笑过之后的安静，一种无穷的回味及其深入、丰富的联想与思索。现在很多相声家热衷于舞台上下的“互动”，我觉得形式上的“互动”制造的是一种感官刺激，不外乎还是追寻“热闹”、“浮躁”，只有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表演与观众形成一种心灵、情感的“碰撞”、“博弈”，才是曲艺家与观众之间的“健康互动”。曲艺是让人欣赏和品“滋味”的，可惜现在的它没有赋予观众这样的心境，观众坐进曲艺园子里恨不得两分钟就要大乐一回。

　　我认为，“笑”和“娱乐”对曲艺尤其对相声而言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也不是它的本质与目的——追寻“笑”和“娱乐”之后的东西，即让“笑”和“娱乐”有益于观众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换种说法，就是希望人们笑过之后心灵能得到一种“安抚”与“安静”。曲艺能做到这些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曲艺艺术有自己优秀的传统和健康的发展基因。

侯宝林和郭启儒下基层演出

马街书会

程永玲演唱四川清音

冯欣蕊演唱京韵大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