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孙犁离开已经整整十年了。

　　孙犁活了90岁。晚年，他日夜兼程，笔耕不辍。他自己，还有朋友期待的十本散文集，在漫长的近20年的辛劳下，终于竣工。当编辑把《耕堂劫后十种》编成时，孙犁为病魔所折磨，已经不再谈论自己的作品了。但孙犁的意识是清醒的：他把自己晚年呕心沥血所写的十本书，交付给历史和读者了！

　　一

　　1978年，孙犁回忆早年的创作活动时说：“那时的写作，真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又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那时晋察冀边区的文艺生态比较自由、宽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的作品，如《琴和箫》《荷花淀》《芦花荡》《山地回忆》等，充满了浓厚的人性和伦理色彩。

　　孙犁的创作忠于生活，忠于自己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他后来如此回忆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一盏油灯下写《荷花淀》的情景：“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孙犁此种创作理念与态度，从表面上看，似乎强调了“我”、“自己”的感情体验，但因为他把革命的政治思想完全内化于自己的血肉里了，内化在自己的艺术画面里了，所以它既符合当时革命的大方向，又在艺术创造上显得境界很高。

　　孙犁在《荷花淀》《琴和箫》等几个短篇中，突显了人性、人情，其中尤为动人的是，他汲取古典小说名著的优点，将之融入描写战争环境中人们之间的伦理。《荷花淀》中“夫妻月夜话别”等场景，那氛围，那话语，那神态，都是十分感人肺腑，令人悠然神往的。记得40年前我上中学读此篇时，就有一种突然“触电”之感。《琴和箫》，全篇笼罩着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情调，以胡琴和竹箫的声韵衬托女人、大菱、二菱在国难家仇当头时的情意，场景描写简洁、含蓄、传神极了；而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给传统美德植入了革命伦理的新质，读来催人下泪，掩卷叹息不已。此篇在艺术成就和美学境界上，我以为不在《荷花淀》之下。作家徐怀中也说，《琴和箫》是他最喜爱的一篇小说。时间考验了孙犁的这几个短篇，它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大的时段来看，孙犁作品地位的上升，其原因就在于他有意无意地在当日创作时，超越了解放区过分集注于政治宣传的路子，在开掘人性和伦理上下了功夫，更加贴近文学的本性。伦理与审美的内在融合与统一，也正是晚年孙犁美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

　　解放后，孙犁不断“充电”，潜心阅读了大量文史书籍，文化素养越来越深厚。在当代作家中，孙犁的文化素养是罕有其匹的。他晚年所写的《耕堂读书记》，汪洋恣肆，博大精深，任谁都会惊异不已。这也使孙犁成为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大作家。深厚的理论修养，使他在文艺理论上一直清醒，他总是在各种文艺思潮的杂陈、喧嚣中，独立思考，苦苦探索，开拓自己的理论天地。

　　读读孙犁早期、中期、后期的理论和评论文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逐渐形成的、潜在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体系。总结他的这一体系，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有文件、会议上的政治与生活中的政治；作家不能摆脱政治，而应关心政治，他是把政治内化于生活的，而非把文学置于政治的统摄之下）、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关系的论述（思想性应该通过艺术性来表现）、对文学批评标准的独特看法（他说：“对于艺术，古今中外，总是把现实生活、民族传统、社会效果作为评价取舍的标准。”）、关于艺术“三有”的论述（艺术有基本规律，有评价标准，有是非界限）、对艺术要“歌颂精神世界崇高的东西”的主张、关于文章是“寂寞之道”的主张、关于作家“莫图大富大贵”要重视“自身思想和生活经历”的论述、关于小说和散文创作规律的归纳与总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见出他在文学理论上不俗的造诣、特立独行的学人风姿。

　　就小说理论与散文理论而言，孙犁的成就实在不凡，足以使专门的理论家汗颜。他的《小说杂谈》二十余篇，内容异常丰富，涉及论域很宽，颇多卓异之见，渗透着他的心血。在散文理论方面，孙犁至少有十余篇力作：《关于散文》《散文的感发与含蓄》《散文的虚与实》《谈杂文》《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与友人论传记》《关于文学速写》《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再谈贾平凹的散文》《谈柳宗元》《欧阳修的散文》——还不算他在一些短小书信中的论述。

　　联系到孙犁自己的说法：“作家要有自己的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可见他是把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当成一种伦理的，当成作家的职业道德规范的，是与做人相联系着的。这就使他对独立思想的建构，成了人格上的自我完成。曹禺曾说：“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作为一个大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1980年，曹禺读了孙犁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长文《文学和生活的路》后指出：“谈得很深刻，谈得好极了！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孙犁说，没有人道主义就没有文学，孙犁是很大胆的，很敢讲话的，问题提得也很深刻。他不怕将来有人反对，他敢说，我很佩服他。”我认为，曹禺说此话，是带着他自己的痛苦的。

　　三

　　孙犁说，他是“不合时宜”的作家。人具有社会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离群索居，与社会完全脱离。但是，人在社会结构中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特别是有自己思想的人，他决不会随大流，与世俯仰。

　　孙犁在青年时代，就滋生出一种热爱沉思的习惯。他沉默寡言，肯动脑筋。经过几番风雨之后，他决定自己不走从政的道路，想以文学作为终身的事业。他觉得写文章比做什么都好。解放初期，情况还好；慢慢地，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正如孙犁所说许多作家成了“惊弓之鸟”。文艺团体的体制化建构不断强化，作家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直到“文革”酿成一场民族大灾难。其实，孙犁从进城初期，就不大参加文艺方面的集体活动，包括一些重要会议。他与许多人不一样，他的志趣完全在文学方面。

　　至迟在上世纪60年代，孙犁就提出了“文人宜散不宜聚”、“面向文学 背向文坛”的主张。他认为“应该冷静清醒”，“才能继续有效地工作”。他看不惯一些文艺团体开会时，拉选票、争席位而不讨论创作问题的做法，有时候，对此类现象他是痛心疾首的。上世纪90年代，权力和金钱更多地介入文艺界，一些负面现象层出不穷。孙犁认为文艺界出现了“商贾化、政客化、流氓化”的倾向。他在一封信里说：“尔今文坛，除了执着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的新变化”，“社会有多么复杂，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有各色人等，有各种角色”。鉴于此，孙犁愈发不出门，基本上是闭户读书，写自己的文章。

　　从天津走出来的作家冯骥才如此说孙犁：“他活在任何圈外，甚至在文坛外。离开文坛却不离开文学，这才是他选择的一种活法。……他终生守住了自己的个性，也就守住了自己的文学。”冯骥才称赞孙犁：“他拿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自己的天性与个性，最终才完成了自己。”善哉斯言！

　　据孙犁的女儿孙晓玲说，一次，市长来家里探望，他也与之保持距离。历史上，文人与官人相交的深刻教训，他是牢记在心的。他不参加作品研讨会，不为参评文学大奖的作品写评论。耕堂，芸斋，是他的活动天地。但他却在晚年写了数百封书信，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批中青年作家保持着通信关系。

　　这是一种“边缘生存”的人生方式，一种“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他不怕别人说他“立异鸣高、逆情干誉”。看看他厚重的作品集，人们自然会理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