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

丁井文

幸福一代 黄胄 144cm×298c

　　按照预约，黄胄长子梁穗赶到中国大酒店。在大堂一角，笔者将藏家珍藏的黄胄丈二巨幅作品《幸福一代》向他展示。梁穗悉心观览后连连点头，说：“这幅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作的，1973年补的款，又盖了章。”应藏家恳求，梁穗在作品右下角作如下题跋：“此乃家父旧稿，后补款。梁穗识。”梁穗曾主编过在上海出版的《黄胄画驴》画集，对其父画风及艺术历程研究甚深，还深谙陶瓷鉴定艺术。据藏家称，这幅作品系多年前从丁井文家购得。

　　在出版物中，有关黄胄和丁井文的轶事甚多。有画坛耆宿，亦有名字生疏的知情者。关于丁井文则有如下记载：孙奇峰教授在丁井文90大寿时，曾挥毫写下“画坛伯乐”墨迹。作家朱晴撰写的传记《画坛伯乐——丁井文》，不仅黄永玉作序，黄苗子题签，内文还附有丁井文和毛泽东、王震、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与吴作人、启功等大家的合影。丁井文外甥女小琴曾撰文称，舅父去世时，周韶华从威海寄来的挽联上写道：“蜡烛燃尽照亮他人，人格精神光芒四射。”阿里雷公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说：“‘文革’中，由于‘三家村村长’邓拓曾撰文赞赏黄胄的‘新人物，新笔墨，新境界。’黄胄自然成了黑路线上的黑画家，丁井文夫妇也就成了扶植这位‘驴贩子’的‘驴前卒’。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丁井文仍斗胆以百元之资，救黄胄于水米无着之中。若干年后，黄胄有次去广州手术，他将女儿唤到床前，动情地说：‘咱家有今日，你爸爸有今天，全靠你丁伯伯帮的忙啊！’”杨先让教授曾撰写回忆文章《丁井文与黄胄》，他说：“……回想他的成长过程，如果没有徐悲鸿，没有丁井文和郑学文夫妇后来在北京的扶持与爱护，是不会有今日之黄胄的。”“文革”结束，黄胄与丁井文“青春作伴好还乡”，逢黄胄重大事项，丁井文势必给予谋划和协助。据悉，黄胄多年被病魔缠身，而丁井文夫人郑学文曾任有关医疗机构负责人，对疾患中的黄胄倍加护理。黄胄早逝，使丁氏夫妇痛惜不已。

　　得丁井文惠泽的，不单黄胄一人。像卢沉、史国良、王学仲、张秉尧、张立辰、郭怡孮、贾又福，以及邓小平长女邓林等等。史国良就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丁老就没有我史国良。”也正是基于此，中央美院附中五十周年校庆时，官方特意举行了丁井文铜像揭幕式。这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央美院在校园安放的第二尊铜像。

　　2003年5月4日，丁井文安详归真，葬于丰台芦井回民公墓。

　　丁井文(1914.3—2003.5.4)，字劳丁，祖籍山西，河南信阳人，回族。曾任中央美院附中校长，曾兼任文化部国画创作组（中国国家画院前身）副组长等职。擅长美术教育、中国画。几十年过去了，丁井文为我国的美术领域培养了一批批中坚力量，实现了桃李芬芳遍神州。“小盆栽大树”的思想，让丁井文成为了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一位开拓者。

　　1931年，丁井文毕业于河南艺术师范学校，当过美术教师。1938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任连指导员。翌年经李先念介绍，带数人从信阳徒步走到延安，进入抗大鲁艺学习。为配合抗日和大生产运动，他画过大量宣传画、连环画、劳模和领袖像。1948年，经汪东兴推荐，丁井文任中央警卫团内卫连指导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丁井文就率领警卫战士，守卫在会场之外。后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接管北平国立艺专，该校旋即更名中央美术学院。丁井文曾任办公室主任和国画系主任。1953年创建中央美院附中，丁井文任校长至1983年离休。鉴于他的影响和成就，还曾当选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国画创作组常务组长等职。

　　关于“政治进步”，丁老有自己的理解。在西柏坡时他曾跟汪东兴有过约定，进京还继续搞美术。1951年，黄胄一张小画《爹去打老蒋》经韦江凡推荐，得徐悲鸿激赏，遂叮嘱丁井文设法将其调入。丁井文自此开始了艰难的斡旋，他先跑文化部找周扬，又跑宣传部找胡乔木，再亲自跑军区政治部、发公函、拟调令……结果惊动兰州军区高层，中央美院需要，军队更需要，黄胄的北京之梦破灭。几年后黄胄调入将帅云集的总政军人俱乐部，并得总政副主任傅钟赏识。刚来北京人地生疏，丁老为他引荐了许多画坛名宿，又联系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黄胄作品选集》，还在中央美院附中为他开辟了画室，黄胄自然也就成了几步之遥的丁家常客，梁穗鉴定的《幸福一代》，即是此间所作。没能将黄胄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丁井文甚为遗憾。但中央美院附中画室的开辟，让黄胄能据此广结朋友，创作了不少佳作。后来黄胄常说：“我这一生要是不被丁井文这个伯乐发现，没准儿还在新疆画毛驴呢。”关于此事，郑闻慧亦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她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提到：“……速写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快，黄胄作画也是非常快的。当年给丁井文先生画群驴图时，42头毛驴2个多小时便跃然纸上。”

　　郑闻慧曾在著作《炎黄痴子》中这样评价丈夫：“……黄胄没有上过一天美术专门学校，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的学院式训练。”较之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艺术大军的会师，黄胄资历实在太浅，既无留洋背景，亦未经历抗战或解放战争洗礼。因此，其艺术道路一路坎坷。1956年，江丰为黄胄在中央美院小礼堂办了个展，按照郑闻慧的话说，是震动。黄胄曾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作品《同饮一江水》曾作为国礼赠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品《巡逻图》曾赠送给胡志明。据郑闻慧披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胄每张毛驴售价已能达到十至二十元，这在当时属不小的进项。黄胄进京后，丁井文尽自己最大努力为黄胄提供种种便利。不说“文革”期间黄胄赶着毛驴卖豆腐，即使日后艳阳高照，黄胄同样难以进入艺术主流。1975年，50岁的黄胄转业，却没能进入美术专业院校或美术创作机构。据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莎娜回忆，黄胄是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推荐，在谢鑫鹤部长支持下，来到轻工业部任工艺美术公司顾问的。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从事纯艺术创作的黄胄会进入工艺美术圈儿？黄胄为了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披肝沥胆，到头来也只能在副院长中位列最后。

　　他的《松鹰图》《百驴图》《帕米尔高原》等作品曾先后被几代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给铁托、里根、日本天皇、宫泽喜一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尽管如此，黄胄生前并没有赢得应有的学术威望，其生前在美术圈儿，身份有些边缘化。黄胄博得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名列“十大画家”之一，是在岁月的沉淀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