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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井文慧眼识黄胄——从巨制《幸福一代》谈起

时间:2012年05月23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贠冬鸣

按照预约,黄胄长子梁穗赶到中国大酒店。在大堂一角,笔者将藏家珍藏的黄胄丈二巨幅作品《幸福一代》向他展示。

  黄胄

丁井文

幸福一代 黄胄 144cm×298c

  按照预约,黄胄长子梁穗赶到中国大酒店。在大堂一角,笔者将藏家珍藏的黄胄丈二巨幅作品《幸福一代》向他展示。梁穗悉心观览后连连点头,说:“这幅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作的,1973年补的款,又盖了章。”应藏家恳求,梁穗在作品右下角作如下题跋:“此乃家父旧稿,后补款。梁穗识。”梁穗曾主编过在上海出版的《黄胄画驴》画集,对其父画风及艺术历程研究甚深,还深谙陶瓷鉴定艺术。据藏家称,这幅作品系多年前从丁井文家购得。

  在出版物中,有关黄胄和丁井文的轶事甚多。有画坛耆宿,亦有名字生疏的知情者。关于丁井文则有如下记载:孙奇峰教授在丁井文90大寿时,曾挥毫写下“画坛伯乐”墨迹。作家朱晴撰写的传记《画坛伯乐——丁井文》,不仅黄永玉作序,黄苗子题签,内文还附有丁井文和毛泽东、王震、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与吴作人、启功等大家的合影。丁井文外甥女小琴曾撰文称,舅父去世时,周韶华从威海寄来的挽联上写道:“蜡烛燃尽照亮他人,人格精神光芒四射。”阿里雷公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说:“‘文革’中,由于‘三家村村长’邓拓曾撰文赞赏黄胄的‘新人物,新笔墨,新境界。’黄胄自然成了黑路线上的黑画家,丁井文夫妇也就成了扶植这位‘驴贩子’的‘驴前卒’。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丁井文仍斗胆以百元之资,救黄胄于水米无着之中。若干年后,黄胄有次去广州手术,他将女儿唤到床前,动情地说:‘咱家有今日,你爸爸有今天,全靠你丁伯伯帮的忙啊!’”杨先让教授曾撰写回忆文章《丁井文与黄胄》,他说:“……回想他的成长过程,如果没有徐悲鸿,没有丁井文和郑学文夫妇后来在北京的扶持与爱护,是不会有今日之黄胄的。”“文革”结束,黄胄与丁井文“青春作伴好还乡”,逢黄胄重大事项,丁井文势必给予谋划和协助。据悉,黄胄多年被病魔缠身,而丁井文夫人郑学文曾任有关医疗机构负责人,对疾患中的黄胄倍加护理。黄胄早逝,使丁氏夫妇痛惜不已。

  得丁井文惠泽的,不单黄胄一人。像卢沉、史国良、王学仲、张秉尧、张立辰、郭怡孮、贾又福,以及邓小平长女邓林等等。史国良就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丁老就没有我史国良。”也正是基于此,中央美院附中五十周年校庆时,官方特意举行了丁井文铜像揭幕式。这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央美院在校园安放的第二尊铜像。

  2003年5月4日,丁井文安详归真,葬于丰台芦井回民公墓。

  丁井文(1914.3—2003.5.4),字劳丁,祖籍山西,河南信阳人,回族。曾任中央美院附中校长,曾兼任文化部国画创作组(中国国家画院前身)副组长等职。擅长美术教育、中国画。几十年过去了,丁井文为我国的美术领域培养了一批批中坚力量,实现了桃李芬芳遍神州。“小盆栽大树”的思想,让丁井文成为了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一位开拓者。

  1931年,丁井文毕业于河南艺术师范学校,当过美术教师。1938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任连指导员。翌年经李先念介绍,带数人从信阳徒步走到延安,进入抗大鲁艺学习。为配合抗日和大生产运动,他画过大量宣传画、连环画、劳模和领袖像。1948年,经汪东兴推荐,丁井文任中央警卫团内卫连指导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丁井文就率领警卫战士,守卫在会场之外。后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接管北平国立艺专,该校旋即更名中央美术学院。丁井文曾任办公室主任和国画系主任。1953年创建中央美院附中,丁井文任校长至1983年离休。鉴于他的影响和成就,还曾当选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国画创作组常务组长等职。

  关于“政治进步”,丁老有自己的理解。在西柏坡时他曾跟汪东兴有过约定,进京还继续搞美术。1951年,黄胄一张小画《爹去打老蒋》经韦江凡推荐,得徐悲鸿激赏,遂叮嘱丁井文设法将其调入。丁井文自此开始了艰难的斡旋,他先跑文化部找周扬,又跑宣传部找胡乔木,再亲自跑军区政治部、发公函、拟调令……结果惊动兰州军区高层,中央美院需要,军队更需要,黄胄的北京之梦破灭。几年后黄胄调入将帅云集的总政军人俱乐部,并得总政副主任傅钟赏识。刚来北京人地生疏,丁老为他引荐了许多画坛名宿,又联系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黄胄作品选集》,还在中央美院附中为他开辟了画室,黄胄自然也就成了几步之遥的丁家常客,梁穗鉴定的《幸福一代》,即是此间所作。没能将黄胄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丁井文甚为遗憾。但中央美院附中画室的开辟,让黄胄能据此广结朋友,创作了不少佳作。后来黄胄常说:“我这一生要是不被丁井文这个伯乐发现,没准儿还在新疆画毛驴呢。”关于此事,郑闻慧亦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她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提到:“……速写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快,黄胄作画也是非常快的。当年给丁井文先生画群驴图时,42头毛驴2个多小时便跃然纸上。”

  郑闻慧曾在著作《炎黄痴子》中这样评价丈夫:“……黄胄没有上过一天美术专门学校,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的学院式训练。”较之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艺术大军的会师,黄胄资历实在太浅,既无留洋背景,亦未经历抗战或解放战争洗礼。因此,其艺术道路一路坎坷。1956年,江丰为黄胄在中央美院小礼堂办了个展,按照郑闻慧的话说,是震动。黄胄曾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作品《同饮一江水》曾作为国礼赠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品《巡逻图》曾赠送给胡志明。据郑闻慧披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胄每张毛驴售价已能达到十至二十元,这在当时属不小的进项。黄胄进京后,丁井文尽自己最大努力为黄胄提供种种便利。不说“文革”期间黄胄赶着毛驴卖豆腐,即使日后艳阳高照,黄胄同样难以进入艺术主流。1975年,50岁的黄胄转业,却没能进入美术专业院校或美术创作机构。据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莎娜回忆,黄胄是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推荐,在谢鑫鹤部长支持下,来到轻工业部任工艺美术公司顾问的。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从事纯艺术创作的黄胄会进入工艺美术圈儿?黄胄为了筹建中国画研究院披肝沥胆,到头来也只能在副院长中位列最后。

  他的《松鹰图》《百驴图》《帕米尔高原》等作品曾先后被几代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送给铁托、里根、日本天皇、宫泽喜一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尽管如此,黄胄生前并没有赢得应有的学术威望,其生前在美术圈儿,身份有些边缘化。黄胄博得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名列“十大画家”之一,是在岁月的沉淀过后。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