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
◎ 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 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诗歌在古代是士族的话语方式，在今天又多被认为是哲人的孤独吟咏。随着流行文化的兴起，创作“诗”的人渐多，但他们的创作往往因语言过于直白、口水化而不入流。真正的诗歌如何走近大众？如何引领大众从读懂诗到喜爱诗，以至于业余创作诗而不至于走向诗的反面？记者就此专访了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
记者：一般来说，小说反映现实，诗反映心灵，那么诗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雷抒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文体是文学样式的大致分界，但诗歌里也有叙事诗，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小说里有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都是把生活事件、人物直接用到诗中，表现手法和小说不同。抒情诗也离不开生活，情绪是生活造成的。李白写《蜀道难》：“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社会生活的险恶如蜀道。杜甫的“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被誉为诗史。诗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背景中人物的感触，有的是想象、幻想，与现实的关联疏离一些，但来源于人的喜怒哀乐，总还是社会生活留下的印象。
记者：时下诗歌创作存在什么问题？
雷抒雁：有的人把诗写得简单，不用心，避繁就简，所谓口水诗，张口就来。文学创作要经过艰难的构思，没有难度就没有精品，“出口成章”是不可取的。有的人把诗写得艰涩，令人不知所云。有的人写生活过于琐碎、细节化，没有大的社会背景和深的文化内涵，读来平淡无味。一些写给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主旋律诗歌，过程性内容太多，仅在历史事件上发挥，诗人自身的感触和立足于历史经验对当代生活的判断少。诗人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应该是参与者、见证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历程，最年轻的诗人见证了一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一路走来，见证了整整60年，其间有辉煌，有伤痛。诗人对历史应有独立见解，不能撇开社会生活，不能仅仅梳理历史，要从诗的角度驾驭社会和历史内容。
记者：您提到有难度才能出精品，又提到诗不能写得过于艰涩，难和艰涩的区别是什么？
雷抒雁：艰涩是刻意为之。难是深刻的思考、经久的积累、反复的推敲，不仅锤炼语言，还应打磨思想。时代有时会带来错觉，诗人怎样认识？柳青写《创业史》，投入全部的激情、思考、才华，以为合作社就是人民的根本出路，其实那是历史的一段弯路，小说中人物为此做出的努力，现在看来是不适宜的。他的才华在叙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发挥得很充分，但对社会生活缺乏判断力。一些诗人回避现实，沉浸在对久远的、已有定论的时代的回溯中，一些诗人对时下的题材没有把握，一味地跟着新闻报道走。
举例来说，今天的农村在向城市走来，农民进城打工，这一切与过去春种秋收、放牛养羊的生存方式不同，诗人应思考怎样认识新的生活，寻找新的语言表达。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另外，诗人要判断时下生活的真实性和长久性，改造新农村，推倒平房、砖房，建设城市楼房，对农民来说，旧的模式打破了，失去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未来吗？
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样式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创作与中国农村风景、人物、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新的生活粉碎它们，好像把山粉碎成石头再制成水泥。山变成楼，语言也需转换，情感也需转换。转换是痛苦的，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写诗怎样做到既有难度又不艰涩？
雷抒雁：写作是为谁？为自己写作，这话没有错，但既然发表，就是为公众，发表的作品对他人有意义，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写诗有三要素：自由、约束、自觉。
文学追求心灵和思想的自由，但约束是不可少的。自由的限制才能表现美，好像芭蕾舞演员自由地旋转，但停住的一刹那是美。从《诗经》《离骚》、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个过程是自由和约束的相辅相成。自由是放开思想，思想漫无边际时则需要规整。古代先民的民歌是自由的，采诗的官员对其进行改造，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约束，形成《诗经》的四言体。《离骚》对《诗经》的解放是充分地表达情绪。汉赋过于夸饰，无节制地铺叙，文体就走向了灭亡。汉乐府少限制，抒情叙事很自由，但太过散漫，至隋唐出现律诗，有对仗、平仄等限制。宋词适于演唱。勾栏瓦舍对宋词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元代戏剧是表演艺术。元曲的语言更俚俗，利于百姓接受。而新诗是白话文的产物，不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因为语言变化了，诗也必须变化。以白话写律诗，文言文写现代诗，都不合适。白话诗近乎说话，以当代口语表达思想感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弊端也在于此，一些新诗写得泛滥，长无节制，动辄百句，信马由缰。没有把语言转换成艺术，是口水诗最大的缺点。诗不仅要表达思想，还要提供审美愉悦。说话的功能是交流，这就像小说和微博的区别，微博不是文学，只用于传达信息，不做艺术加工。
今天，文学的参与者发生了变化，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写小说，可以在网上尽情发表，但给报刊投稿仍有“门槛”，所以并非会打字就能当作家。网络文学参与者多、随意性大，很多网络写手沦为码字、卖字的奴隶。没有思考与审美就没有写作的乐趣，即使赚一千万，又有什么意思？并非一切现代化都可取，现代生活向诗人提出的挑战是既要适应它，还要保留传统的思考。
读到“慈母手中线”，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读到“床前明月光”，就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这样简单的诗句，却最容易打动我们，藏在心底的感情隔了一千年、两千年也能重新泛起，因为人性是永恒的、真挚的、本质的，这是现在的诗所缺乏的内涵。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故土、对亲人的感情不会变。生活暗示给我们的，我们能否捕捉到？旧体诗的诗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值得新诗借鉴。外国诗有西方的语境、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照搬是虚假的。写教堂、写上帝的中国诗人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情感，就不能像演戏一样把它们作为道具。正所谓写古不泥古，写洋不傍洋。
记者：您最喜欢的意象和诗中表达的最深忧虑是什么？
雷抒雁：我使用自然意象比较多，如草和树。杨树叶在春天像小拳头一样慢慢伸出来，秋天又一片片飘落，自然而然想到人的生老病死；一棵树，冬天里把春天、夏天生长的都落尽，但冬天过后又能复苏，人却不能死而复生，诸如此类。人与自然容易沟通，我思考最多的是社会生活。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它们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
社会、自然给我的暗示在我内心产生反映，我会寻找一种适合表达的形象和意象。我写悼念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诗《小草在歌唱》，难处在于选择“小草”这个形象。我想，真实见证她死去的是草。她在东北被枪杀，倒在一片草甸上，小草托着她、抚摸她的伤口、为她献上花朵。草作为真实的植物形象和她亲近。作为意象，草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情感。还有一层含义在于“血沃中原肥劲草”，她的血流进土壤，滋润着小草。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绿色的交响乐》写文化的荒漠上看不到绿色，提倡人们“植树造林”以改变社会；《种子啊，醒醒》写在板结的土壤上，种子很难萌发，而种子代表新的思想。对生命和谐的呼唤、对良好社会生活的呼唤是我最想在诗中表达的内容。
记者：诗是最难市场化的一种文体，怎么能让社会上更多人读到诗？
雷抒雁：任何文学作品，必须要找到通向接受者的桥梁，不是强行发行。把书送出去，人们也未必会读。宗教经典能令人信服，主要在于它的语言符合人的心理需求。《论语》没有复杂深奥的论述，唐诗绝句短小，表达力强，它们都流传甚广。另外，诗中关注谁，谁就易于接受。
诗有“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指的是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使人获得审美享受；“有用之用”，举例来说，有的企业邀请诗人写诗，从美的角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这也是诗在走近大众。诗不能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以小众文学自居、自我限制。认为这不是诗、那不是诗，诗要写成这样、不能写成那样，这都会妨碍诗的发展传播。好比家长怕孩子孤独，就不能限制他和陌生人接触。诗也要走出暖棚，到生活中去，和大众接触。欣赏诗需要一定专业基础，但大众也有文化素养，诗人不要认为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诗，那样诗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的意义了。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中，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文化非常重视，具体到诗人、诗的创作，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雷抒雁：诗是文化的一部分，诗人在写诗的同时，要把诗推广到群众中去，多组织一些朗诵，给诗提供和群众接触的渠道。以前我们曾去工厂、农村朗诵诗歌，带着文化到群众中去，这值得继续提倡。
现在的诗刚性不足。会写情歌的人很多，会写“战歌”和“国歌”的人不多。诗除了需要感性，还需要理性。理性美也是一种诗美。诗除了润物细无声，还要鼓舞人心，就好像我们唱国歌时，会感到热血沸腾。诗人不能太教条、太狭隘，过多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来约束鲜活的生活和鲜活的创作，因为写诗不是为了流派和手法，而是为了生活、时代和心灵。即使不属于任何流派，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