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重要作家之一。北美和英国的批评家们给了她不少顶尖的评论。她赢得了许多文学奖；她在国际上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在作家中，她的名字悄悄流传。她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大家常说的那种不管多出名还应该更出名的作家。

　　门罗的成就来之不易。她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到目前为止，包括她2004年最新出版的、广受好评的《逃跑》在内，她共出版了10本小说集，平均每本包含九至十篇小说。虽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她的小说就常常作为《纽约客》的重点推荐作品刊载出来，但是由于她写作形式的缘故，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才得到提升。门罗写的是以往人们称为“短篇故事”、现在多为“短篇小说”的东西。虽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一流作家都写过这种类型的作品，但是把作品的长度与重要性画等号的错误看法依然广为流传。

　　结果，门罗就成了那种被定期重新发现的作家，至少在加拿大以外的国家是这样。就好像她是从一个蛋糕里蹦出来的：一次惊喜！然后，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蛋糕里跳出来。读者们不能在每个排行榜上看到她的名字。他们往往机缘凑巧或命中注定地遇到她的作品，被深深吸引住，然后大为惊奇且极为兴奋，然后是难以置信：爱丽丝·门罗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没有人说起她？像她这样优秀的作家怎么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但是门罗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是从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休伦县蹦出来的。虽然“蹦出来”对于她笔下的人物来说是一个十分有生气、也确实有炫耀色彩的词语。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一个大省，绵延在从渥太华河到苏必利尔湖西岸的广阔土地上。这是一片广阔而多样的地域，但是安大略省西南部是一块独特的地方。画家格雷格·科尔努称之为“索为斯托”，从此大家都这么称呼这块土地。科尔努的看法是：索为斯托既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地方，也是一个心理上相当阴郁古怪的地方。许多人都同意这一看法。同样生于索为斯托的罗伯逊·戴维斯过去常说，“我知道我的乡党们那套黑暗的旧俗”。门罗也知道这些。在索为斯托的麦地里，你很可能遇到不少标志，提醒你准备好见上帝，或者死神——给人的感觉几乎相同。

　　休伦湖位于索为斯托的西边，伊利湖在其南部。这块地方几乎都是平坦的农田，其间纵横着几条宽阔而蜿蜒，易发大水的河流。在19世纪的时候，由于水上交通和水力驱动的磨坊，这里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城镇。每个镇上都有红砖砌成的市政厅（通常都有一个塔楼）、邮局大楼和几座不同教派的教堂、一条主街、一个有许多大房子的居民区和一个贫民居住区。每个区都有一些家庭历史悠久、丑闻不断。

　　索为斯托也是19世纪唐纳利家族屠杀案发生之地。那时候一个大家庭遭到屠杀，房屋被烧毁。一切都源于从爱尔兰带过来的政治仇恨。郁郁葱葱的大自然、压抑的情绪、令人尊敬的表面、看不见的纵欲、突然发生的暴力事件、耸人听闻的罪行、长期的积怨、奇怪的谣言；这些在门罗的索为斯托里或隐或现，部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真实生活包含了以上所有元素。

　　在门罗成长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加拿大人，特别是一个从安大略省西南部小镇来的人，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作家，且被整个世界严肃对待；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放声大笑。即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都没有多少出版社。仅有的几家也大多是典型的、只会从英美进口所谓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也许有几家业余的戏院：高中戏剧社、小剧场组织。不过那时候广播已经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多亏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罗伯特·韦弗制作的一档名叫《文选》的节目，门罗开始为人所知。

　　但是当时加拿大作家在国际上拥有读者是少有的。大家想当然的看法是：假如一个人热爱写作，他最好离开加拿大。当时人们觉得一个道德上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不该玩艺术。搞艺术的人会感到需要自我辩护，会觉得自惭形秽。人人都知道，你不能指望靠写作来谋生。

　　假如你是某一种人的话，玩点儿水彩画或诗歌或许会被少数人接受。门罗在《火鸡季节》里这样描写这类人，“镇上有同性恋者，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一个打扮考究、声音柔和、一头波浪发、自称室内装修师的裱糊工人；被牧师遗孀宠坏了的、胖胖的独子，他过分到参加烘焙烹饪大赛，甚至还用钩针织出了一张桌布；一个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教堂管风琴师和音乐老师，他确保合唱团和他的学生们唱歌就像人尖叫大发脾气时发出的声音。”要不然，你可以把艺术作为业余爱好，如果你是女子且有大把时间，或者你靠收入微薄的伪艺术工作能够养活自己。门罗的小说里点缀着这类女性。她们或者弹钢琴，或者为报纸写八卦专栏。或者，更为悲剧的一种情况是，她们真的有某种不起眼的才能（就像《门尼斯通河》里的阿尔梅达·罗斯，出版了一卷短诗叫做《供品》），但是却没有任何可能可以成功。

　　在加拿大，如果搬到大点儿的城市去，你也许至少能找到几个同类；但是在索为斯托的小镇上你注定形单影只。尽管如此，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罗伯逊·戴维斯、玛丽安·恩格尔、格雷姆·吉布森和詹姆斯·雷尼都是从索为斯托出来的。至于门罗本人，在西岸待过一阵子后，她搬回到索为斯托，如今住在安大略省离温厄姆不远的地方；温厄姆是她小说中各色人等如朱薜荔家、沃利家、达格利时家、汉拉蒂家的原型生活的地方。

　　门罗的小说把索为斯托的休伦县提升到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同样传奇的地位。这要归功于两位作家杰出的写作才能和对两个地方的歌颂。虽然，对他们俩而言，“歌颂”不是太准确的说法。“解剖”可能更接近门罗作品的写法，但是这个词过于无情了。我们该如何指称这种结合了痴迷型推敲、考古式发掘、精确和详尽的回忆、更丑恶、更卑鄙、复仇心更重的人性阴暗面的沉沦、色情秘密的泄漏、对消失的苦难的怀旧，和完整、多样的生活带来的欢乐，且全部搅拌在一起的写法呢？

　　在门罗1971年的《女孩和妇女们的生活》（她唯一的长篇和教育小说，主题是她作为年轻女艺术家的自画像）的结尾，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朱薜荔家的德尔·约旦，如今已然（忠实于她的姓氏）跨越进入了成年女子和作家的希望之乡，这样评价她的青春期：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这么饥渴地想了解朱薜荔家族。”

　　“就像克雷格叔叔在詹金湾书写自己的历史时那样贪心和误入歧途，我想要把一切写成文字。”

　　“我要试着列几张表。一张表是关于那条主街上所有店铺和公司的兴衰史以及所有人的，一张表是关于那个墓园里墓碑上家庭的姓氏、名字以及下方的铭文……”

　　“在执行以上任务时指望做到精确是疯狂的、是会让人心碎的。”

　　“并且，没有一张表能够满足我的愿望。因为我想要的是每一件事情，言语和思维的每一个层面，光线在树皮或墙上的每一道笔触、每一种气味、每一个坑洞、每一种痛苦、每一次挫折、每一个妄想都静止下来、全部结合在一起，光芒四射，直到永远。”

　　把这作为一生写作的计划，可谓任务艰巨。但在接下来的35年中门罗极为忠实地遵照这一计划进行写作。

　　爱丽丝·门罗本名爱丽丝·莱德劳，生于1931年。在大萧条的年月里，她是一个小宝宝。1939年她八岁时，加拿大参与了二战。在战争结束后的年月里，她就读于西安大略大学。当猫王刚刚出名的时候，她是一名25岁的母亲。她38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书，正当花童革命和1968年至1969年女性运动风起云涌之时。1981年她50岁。门罗的小说背景主要在这些年月中，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或在祖先的记忆中更早期的岁月。

　　门罗自己的祖先有苏格兰长老会的渊源：她可以追溯族谱到“埃特里克牧羊人”詹姆斯·霍格；霍格是18世纪晚期的爱丁堡文人罗伯特·彭斯的朋友；霍格还写了《一个称义的罪人之忏悔录》。这个标题像是门罗会使用的。门罗家族的另一半是英国国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最严重的罪过据说包括在晚餐时用错了叉子。门罗对于社会阶级、对于把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区别开来的那些细枝末节和冷嘲热讽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这一理解老实说，是来自于长老会那一半。她笔下人物严格检查自己的言行、情绪、动机和良心，以及发现自己缺乏这些东西的习惯，原原本本来自长老会。在传统的清教徒文化里，正如在索为斯托的小镇上一样，原谅不容易得到，惩罚却很严厉很常见；在每一个街角都有潜在遭到羞辱的可能，几乎无人能够躲开。

　　但是这一传统也包含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条：（神的）恩赐从天而降，不依赖于人们的任何行动。在门罗的作品中，恩赐到处都有，但是却披着怪异的伪装：世事难料得很。情绪突然爆发；先入之见被粉碎；令人惊奇的情节层出不穷；震惊之处吓人一跳。恶意的行为也许会有积极的后果。解救的办法在读者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突如其来。

　　但是一旦你对门罗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论断，或者诸如此类的分析、推论或概括，你该记得在门罗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个爱嘲讽的评论家，那个根本上在说：“你以为你是哪根葱？是什么让你认为自己了解我或其他任何人的事儿？”或者，再次引用《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是乏味的、简单的、神奇的、也是莫测高深的——铺着油毡布的厨房就仿佛深不可测的洞穴。”这里的关键词是“莫测高深的”。

　　门罗的小说世界里充满了那些厌恶艺术和技艺、讨厌任何自命不凡或自我炫耀的次要人物。面对这类态度以及它们引发的自我不信任感，她的主要人物必须与之作斗争，好解放自身，从而创造点什么。

　　与此同时，她笔下的作家主角都拥有对艺术人为的一面的轻蔑和不信任感。什么该写？该如何写？多少是真正的艺术，多少只是一袋廉价的把戏：模仿他人、操纵他们的情绪、冲他们做鬼脸？你如何能不带推测地确定某人（即便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故事该怎样结束？（门罗经常给出一个结尾，然后质疑或修改它。要不然她干脆不信任它，正如在《门尼斯通河》的最后一段里，叙述者说，“我也许猜错了”。）难道写作行为本身不是一种自大的行为吗？难道笔不是和断了的芦苇一样不可靠吗？好几篇小说，比如《我年轻时的朋友》《开小差》《荒野小站》和《仇恨、友谊、求爱、爱情、婚姻》都包含了一些书信；这些书信展示了其作者的虚荣、虚伪，甚至于恶意。如果书信写作都可以这么不坦诚的话，那么写作本身呢？

　　这种张力一直存在：正如在《木星的月亮们》中一样，门罗笔下有艺术气质的人物不成功时被惩罚，但是成功之后也遭惩罚。那位女性作家，想到自己的父亲时说：“我能听到他说，哦，在《麦考林》杂志里我找不到你。假如他读到关于我的文字，他会说，哦，我觉得那篇文字不咋地。他的语气会是幽默和宽容的，但是在我心里会造成那种我熟知的了无生趣之感。他给我的信息很简单：我应该努力奋斗赢得名声；但是成名后要觉得抱歉。得到也好，没得到也罢，我都该被责备。”

　　“了无生趣之感”是门罗作品中最大的敌人之一。她的人物以他们所能的各种方式与此作斗争：他们和令人窒息的陈规旧俗、令人厌烦的期望及强加的行为准则，以及各种可能的消音和精神窒息的做法作斗争。在选择做一个作品不错但是情感矫揉造作、内心麻木的人，还是一个行为乖张但是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感到自己的存在的人之间，门罗笔下的女性很可能选择后者；或者，假如她选择了前者，她会批评自己的圆滑、奸诈、狡猾、刁钻和堕落。在门罗的作品中，诚实不是最好的政策：诚实根本不是什么政策，而是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要素。门罗笔下的人物必须至少保有一些诚实，不论是通过正道还是歪门邪道，否则的话，他们觉得自己会面临覆灭的命运。

　　关于真实的战争最突出地表现在性的战场上。和大多数社会在性的问题上沉默与隐秘是常态一样，门罗笔下的社交世界带着很强的性欲电流，这种电流在每个人物周围发展出霓虹灯伴影那样的东西，照亮了风景、房间和物体。在门罗笔下，一张皱巴巴的床比任何绘声绘色的性描写更有表现力。门罗的人物对于聚会场合存在的性化学反应就和狗儿在香水店里一样嗅觉灵敏。这种化学反应只是众多化学反应之一。并且他们对于自身的直觉反应也很敏感。陷入爱河，陷入欲望，暗中监视配偶且偷着乐，性爱谎言，出于不可抗拒的欲望的驱使而做出可耻的事情，基于社交绝境而做出的性方面的计算，对于这些过程的探索少有作家比门罗做得更彻底、更坚决。对于门罗笔下的许多女性来说，测试性欲的边界显然是又兴奋又害怕的事儿。然而为了非法入侵，你必须清清楚楚知道篱笆在哪。门罗的宇宙里纵横交错着小心定义的边界。手、椅子和扫视都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内部地图的一部分；这张地图上散落着铁丝网和陷阱，还有穿过灌木丛的秘密小径。

　　对于门罗一代的女性来说，性的表达是一种自由和出路。但是性是对于什么而言的出路呢？是对于她在《火鸡季节》里描述得如此充分的那种否定和限制女性的鄙视：

　　“莉莉说，她绝不会让她丈夫在酒后靠近她。马乔说，自从那回她几乎死于大出血后，她就不让她丈夫靠近她了，绝不含糊。莉莉急忙说，他只有在酒后才会想要亲热。我能够理解不让你丈夫靠近你是关乎你的骄傲的问题，但是我不太能够相信：‘靠近’的意思是‘性交’。”

　　对于像莉莉和马乔这样年长点的妇女来说，享受性爱意味着被打得惨烈。对于《女乞丐》里的罗斯那样的女性来说，这是关乎骄傲和庆祝的问题、胜利的问题。而对于性解放运动之后的女性来说，享受性爱变成单纯的一项义务，完美的性高潮不过是要求达到的成就列表上的一项罢了。然而当享受变成了义务，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无生趣”的王国。但是对于门罗的人物来说，在探索性欲的阵痛中，他们的精神也许会经历困惑、羞耻和痛苦，甚至于残忍和虐待狂的快感（她小说中有些配偶就如现实生活中一样，通过情感上互相折磨来获得快感），但是从来都不会出现了无生趣之感。

　　在她后期的某些作品中，性的描写看来少了生趣，多了心计。比如，在《翻山过来的熊》中，格兰特把性作为他情感商品交易的惊人壮举中决定性的因素来利用。他深爱的妻子菲奥娜患上老年痴呆症，在养老院里和一个有类似疾病的男子结缘。当这个男子被他无情的、讲究实际的妻子玛丽安带回家的时候，菲奥娜停止进食、日益憔悴。格兰特试图劝说玛丽安让她丈夫回到养老院，玛丽安因为觉得太贵而拒绝了。然而，格兰特了解到玛丽安很寂寞且有性的需要。她虽然一脸皱纹，身材却依然吸引人。就像一个精明的推销员一样，格兰特搬进玛丽安家来达成交易。门罗非常了解：性可以是一种荣耀，一种煎熬，但它也可以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门罗描写的社会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基督教往往并非直露描写出来，而仅仅作为总体的背景而存在。《女乞丐》中的弗洛用“一些虔诚、欢快和略带淫秽色彩的警句”来装饰墙壁，写着：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相信主耶稣

　　你们必得救”

　　为什么根本不信教的弗洛有这些警句？因为这些警句在门罗的社会里是随处可见的，就像日历一样普通。

　　基督教是“随处可见”的，并且在加拿大，教堂和政府不像美国那样沿着预定的界线分割开来。祈祷和读《圣经》是公立学校的日常功课。这种基督教文化为门罗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还和门罗刻画形象和叙述故事的最独特的一种模式相关联。

　　基督教的核心教条是两个根本不同、互相排斥的元素——神性与人性——被拥挤在一起，一个并不否定另一个。其结果不是半神，或伪装了的神，而是神完全变成了人，但与此同时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神性。相信基督只是一个人。基督教因此依赖于对非此即彼的分类式逻辑的拒斥，和对此即是彼的神秘性的接受。逻辑告诉我们：一个事物不可能既是它本身，同时又不是它本身，基督教认为：这是可能的。这个“它也是非它”的公式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门罗的许多故事恰恰以此种方式达到（或未能达到）最终的解决。我首先想到的是《女孩和妇女的生活》中的例子。在那本书中，为那所高中筹划了一出轻歌剧的老师投河自尽。

　　“法里斯小姐穿着天鹅绒滑冰服装……法里斯小姐充满活力……瓦瓦纳斯河上，法里斯小姐面朝下一动不动地漂浮了6天才被发现。虽然没有一种合理的方案可以把这些图片挂在一起：因为如果最后一张是真的，那么前面几张是否要改改？但是它们现在将不得不待在一起了。”

　　对于门罗来说，一件东西可以是真的，然后是假的，最后仍然是真的。在《不同地》中，乔治娅在自责时想到，“这是真实的，又是不诚实的”。在《爱的进度》中，叙述者说，“要我相信那是我的虚构是多么困难啊。看上去那么像真的，它就是真的。这是我相信的部分。我从未停止相信它。”世界是粗俗的，也是神圣的。你只能把它整个儿吞下。不论你对它知道多少，总有更多需要了解。

　　在《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中，满怀妒意的伊缇是这样描述她姐姐的前任情人（一个很随便的大众情郎）：他抛向每个女人的眼神“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要成为一名深海潜水员向下潜，向下穿过所有那些虚空、寒冷和残骸，为了找到他决心要找的一个东西，一个小而珍贵的、很难找到的东西，就像也许躺在洋底的一块红宝石”。

　　门罗的小说中充满了这类可疑的探求者和仔细安排的情节。与此同时，它们也充满了这类见识：在任何故事里，在任何人内心深处，也许都存在着一个危险的宝藏，一块无价的红宝石，一种内心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