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在《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中说过：“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的确，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不一定能成为优秀作品，但缺少人民性的作品一定不是优秀作品，这条原理对文艺研究同样适用。作为衡量古今文艺作品历史进步意义的一个重要尺度，“人民性”同样也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视角。

　　新世纪以来，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多元的格局，难以相互阐释与支持。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浪潮中，诸多文学批评者或是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倾向，注重以感官体验和欲望叙事作为他们理性言说的学术增长点；或是沉溺于在文体旅行中发现“及物”的美学，还原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彰显出他们对日常世界的关注和对百姓凡俗人生的体察。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视角进行梳理整合便可发现，文学批评者大都捕捉到“凡俗人的日常生活”或者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对文本进行分析，探究“人”在字里行间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其进行美学扫描和意义估衡，这正体现出文学批评应当具有的“人民性”视角，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市民文化的兴盛、新兴公民社会的出现、底层劳动者生存问题的凸显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我们国家多数人的生存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一情况说明，文学批评必须要击中时代的命脉，批评家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市场化的角度来响应大多数人的呼声，其文艺批评文章也要服务于大多数，而不是身居高校或是科研院所，在舶来的理论王国中独具一格，完全无视最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曲高和寡，写那些颇具理论深度却不接地气，远离最广大读者、逃避最迫切问题的“空论”和“高论”。这种评论即使专业，也洋洋洒洒，但很容易一下子就吓跑了很多读者，甚至成为文学园地中无关痛痒的摆设。因此，文艺评论家们需要随时调整自己与当前流行文化的距离，有意识地针对大众普通关注或关注较多的热点问题进行发言，作出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而非人云亦云，滑入审美的泛化。文艺评论应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增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以通俗、大众化的形式给人民群众提供可以“消化”的精神食粮，以美的形式传达批评立场和真知灼见。

　　正如有人指出的，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大众审美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文学与影像的“共同阅读”已成为人类接收信息或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过去一些文学或文化批评者或多或少都有些误区，认为文学文本到影视剧文本的改编很难成功，因为好文学具有“不可改编性”，因此这些批评家对电影等视觉媒介的文化不太关注。而今天，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性正在加强，甚至很多时候，是电影的热映反过来引发人们对文学的关注，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销路和人们对其作出的评价。当文学与影响共存共荣时，我们自然应该对其加以关注。

　　其实，从影视角度进入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看电影”已经是今天大多数上班族在业余时间所采用的休闲方式，而每个地方卫视搞的“晚八点剧场”也成为大多数普通家庭消磨晚上时光的首选。因此，对这一领域加以关注正是关注了大多数人的审美喜好，是对文艺的大众化、平民化发展趋向的一种重视。但是，批评者不仅仅是普通观众的一员，还应该具有一种使命意识，要讲求公信力，要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如何去解读去欣赏艺术，只有这样的评论才是合格的评论。比如，随着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后宫争斗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再次被推到了收视热点，同时还带动了“甄嬛体”的网络走红。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宫斗戏情有独钟？是不是因为那些钩心斗角和阴谋阳谋，和我们都市上班族的职场经验有所契合。如果把甄嬛比作穿着古装的白领，安陵容是个四下不讨好的打工妹，皇后就是办公室里的老职员。那么，任何一个处于职场小圈子里的人，都可以找个合适的角色把自己代入。从理论上说，《甄嬛传》就是一篇关于人性异化的寓言。有专家曾指出“整部《甄嬛传》都表现出现代性”，女性人物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自己与权力的关系，甚至要被动地去充当恶人，这份无奈与妥协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中。这种透过现象达到本质的评论，普通观众是很难得出的，因此，批评家就要发挥对大众阅读的影响力，为更多的观众提供影视解读的视角，使之明确氤氲在剧中的批判精神和社会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平面地对影视剧进行介绍，为之打广告造势，也非趋炎附势地说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

　　再比如，影视剧中广泛存在着“抗日神剧”现象，特别是近一年各种“捏鬼子脑袋如捏西瓜”、“抗战英雄射箭都能拐弯”的“传奇”抗战剧着实雷得观众外焦里嫩，评抗日剧粗制滥造引起观众普遍不满，“比着看谁俗、争着看谁二”。作为批评者，就不能仅仅和普通观众一样停留在指责投资方的舍义逐利，痛斥编导们胡编乱造的层面，而应该去反思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如“历史剧”娱乐化、魔幻化与大众审美心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反思的意义在于，当大众审美处于一个过热的、浮躁的状态时，评论家理应为其冷却，指出其命门所在，这就需要文艺批评者一方面要处理好文艺评论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关心大众审美的焦点问题，也要保持自身的批评品格，培养自身对文化现象的深入剖析能力，站在先进、健康同时富含学理性的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有意识的价值引导。

　　当下，学者在文艺评论和引导上可为之处颇多，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同时也是价值多元的时代，可供批评家发挥的场域依然是巨大的。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批评家坚守“人民性”的进步文艺向度，既是要站在广大受众立场上进行言说，同时也要注意自身话语立场的导向性，统合批评的力度、难度、维度，以自己的声音为公众提供另外一种健康、科学、深入的思考方式。同时，我们需要警惕两点：一是在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那些有益无害的娱乐性、消费性作品即使有某种存在上的合理性，但也不能用纯粹的平民立场取代“人民性”中“先进性”那一面，毕竟，流行的未必就是先进的。另一方面，在投射“平民立场”或“底层关怀”时，也要避免那种道德优先、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做那种没有体验、缺乏温度的批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