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迈克尔·苏立文在上海书展

　　尽管今年夏天上海非常热，我也很高兴再次回到上海。我是在73年以前首次来到中国，也就是1940年，那时候我非常年轻，才20出头。后来在1973年的时候，我再次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正处于“文革”时期，所有有关文化方面的活动都停止了，上海是一个死寂的城市。所以今天回到上海，看到有这么多的文化活动，这么兴盛的一个大城市，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我讲一讲我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一些感想。在1940年，我记得当时画家庞薰琹在重庆的时候，向画展的委员会提供了一幅他自己的画，当时展览会不能够决定这幅画应该放在国画还是放在西画的分类里面，讨论了很久。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要看到底是谁画的。我认为什么是中国画呢？就是中国画家画的画，中国作家创作的作品，这就应该是中国艺术。

　　1940年到达中国时，我什么中国艺术都没有看到，完全没有，那时我在贵阳为红十字会开卡车，援助中国抗战，运输药品到重庆，那个时候没有艺术。

　　在成都我第一次认识中国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里有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庞薰琹。庞薰琹是我一生最亲密的朋友，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那时候西化和中化的争论比较少，主要原因是战争时期，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他们突然看到了内地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新的世界，他们就不再争论这个西化和中化的问题，而更多关注他们的新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生存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70多年来，中国的艺术发生了这么多的运动和变化，很难把这些变化概括起来，用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词汇或者概念来解释。

　　这些艺术家在艰难生活的同时，自己也成立艺术协会，1944年举行了一个美术展览，继续开展美术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面，看到了很多展品，其中一个就是丁聪的《现世图》，这是对国民党的一个抗议，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要马上把这个图给撤下来，不允许展览，我和太太把这幅画藏了起来，后来转到美国去，现在收藏在堪萨斯大学的博物馆里面。这是和丁聪建立友谊的一个事例。

　　我们在战后的中国看见了非常精彩的一些艺术作品，比如说黄宾虹和傅抱石，他们的作品非常优美。我们也经历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期，在艺术的初创经过很多挫折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80年代初期，艺术过去的很多屏障，都刚刚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旧的打开，新的又刚刚来到，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创造出来。

　　我在1980年来到北京访问的时候，见到我的艺术家朋友庞薰琹，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要用我们现在做的行动来评判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刚刚开始。自从他说过这个话以后，在中国艺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新的先锋派的艺术，还有很多探索性的艺术不断在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艺术界确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是艺术界的新开端。

　　但是80年代过去的时候，很不幸的是，中国艺术界又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时期，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对艺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艺术界又产生了很多对自我的重复，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很多别的艺术家，他们并没有被艺术界的商业化元素所影响，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不断地创作下去，有极大的创作活力。

　　在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里，有大量中国艺术的收藏品，但是在中国的博物馆里面，有没有对西方艺术的收藏呢？好像我没有怎么看到。现在我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和相互的评价批评正在进一步不断地提高和加深，不过同时在这方面存在很多空白，有不少工作要做。

　　（本报记者何瑞涓根据作者在上海书展“2013文景艺文季·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发言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