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篇《8000件文物捐赠后的维权困境》的报道再次引起人们对于艺术捐赠问题的关注。已故收藏家杨鲁安曾在2000年将个人收藏的青铜器、甲骨片、字画、陶器等8000多件文物捐赠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并决定从政府奖励的150万元奖金中拿出100万建立“杨鲁安文化奖励基金”。直至今日这批捐赠品一直未能展出，甚至一度让捐赠者以为不知去向。今年6月，在当地相关部门和媒体协助下，杨先生后人获准到储存文物的仓库查看，其中一些相较脆弱的书画藏品状况让人担忧。至于老先生当年提议的基金会事宜，也因“《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原因迟迟未能实现。面对媒体的介入和质疑，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对相关情况做出了解释和说明。问题虽然得到了回应，但也实在难让人高兴得起来。针对文物、艺术捐赠的法律、法规不得到进一步完善，缺少统一规范的艺术捐赠操作细则，这样的问题仍然难以避免。

　　同样面对质疑的还有陕西西安投入380亿元建设“首创阿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因此前曾有一个经营不善的人造景点“阿房宫景区”，这项投资一度被媒体误读为西安投巨资“重建或再造阿房宫景区”，以致官方不得不出面辟谣：此乃一个涵盖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人文旅游等在内的产业基地，将建设博物馆、艺术中心等项目，但不是“重建阿房宫”。时下流行以文化产业之名大兴土木，此事尽管因误读而产生质疑，但总让人觉得这样“误读的”质疑还是太少，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本周同样面对质疑的还有两位，“野狗”方力钧带着质疑悄然上任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女馆长谢素贞带着质疑闪电离开北京今日美术馆。方力钧曾在《像野狗一样生存》的自传中说自己“从美院毕业后，像野狗一样地生活，没人管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制约你，你也不向任何人献殷勤，你献也没有用，因为你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目标”。因此又有人对此提出“招安”之说，坦白讲，这样的质疑有点低级而过时，何谓“体制”内外，谁又在招谁的安呢？方力钧自然对此不屑一顾，“泼皮”有权利榨干其应有的利益。

　　曾在多家艺术机构任职的谢素贞上任仅仅10月旋即离职，上任之初的多项宏伟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不得不面临赞助资金撤离、大批员工辞职等棘手问题。管理一家美术馆，确实需要较为全面的能力，而在董事会赞助机制下的美术馆，“不合适即离开”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人应该能上不能下地一直享受权利。公立美术馆馆长的遴选和淘汰机制，也亟待更新。

　　今天的中国社会，质疑之声蜂起，某种意义上这自然因为表达日益自由，但光有质疑显然不够。面对质疑，方力钧说，质疑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在“开门听意见”的今天，质疑能否真正成为改变的动力？这个问题需要好好回答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