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光绪元宝龙洋图案

湖北光绪元宝龙洋图案

　　眼前这两枚清代银元，看其背后的蟠龙犹如“兄弟俩”，左边的是兄长“广东省造光绪元宝”（1890年5月开铸），右面的是其弟“湖北省造光绪元宝”（1895年5月开铸）。为什么会如此说呢？因为铸造这两枚银币的正是同一个人——张之洞。由此，其图案相近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起来这一切还要源自一个人和他办的一件事，但事情的结果却改变了张之洞的人生轨迹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这个人就是同属洋务派领袖人物的李鸿章，这件事就是1889年朝廷围绕“中国是否修建铁路”的全国督抚大讨论。

　　清末因我国煤炭开采与运输的窘境，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多次上奏朝廷，希望“效仿西法”开采煤矿，以解决进口煤炭价格高昂和易受洋人挟制之弊病，但清廷并不上心，直到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着时局吃紧，清廷高层意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才允许“试办开采煤铁事宜”。直隶境内的开平煤矿是大清国自强的重点项目，它不仅是我国航运企业的命脉，更关系到北洋舰队乃至整个国防的安危。1881年开平煤矿出煤，产量甚佳。但新问题又出来了：运不出去。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修建铁路势在必行。

　　由于有了1878年吴淞铁路被强拆的惨痛经验，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谎称为了运煤他修建的是“快速马路”，但是实际却在1881年6月于这条“马路”上钉入了中国铁路的第一颗道钉。为了能保护好这条来之不易的铁路并加以延长，1887年3月的一天，李鸿章借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扫墓之机，称一位洋商要报效太后的恩典，愿在颐和园内修建一条观光用的小铁路。其实，这个所谓的“洋商”，就是李鸿章本人。

　　让人称奇的是，被后人描绘成昏庸守旧、贪婪凶残的慈禧太后，居然毫不迟疑地将这个“在大内之地修建铁路”的烫手山芋接了过去，还欣然命令立即动工。次年5月，颐和园铁路落成通车。同年，李鸿章又开始修建“紫光阁铁路”，中南海的这条铁路大大扩宽了慈禧太后的活动范围，体会到铁路带来的惬意，她可能也不自觉地逐步改变了对这种新兴交通工具的看法。李鸿章趁热打铁，又向慈禧太后提出修建从天津到京师通州的津通铁路，很快得到了慈禧太后“依议”的“朱批”。话说“每朵乌云都镶着银边”，李鸿章的天空才露出一丝亮闪闪的银边，他的乌云也紧跟着来了。1889年1月勘路工作顺利完成，然而修路之事突然发生变故，津通铁路的筹建工作全部停止。

　　其原因何在呢？就在慈禧太后批准修建津通铁路的第四天，以帝师翁同龢、大学士恩承为首的大量中枢要员联名反对修建铁路。由于遭到朝廷中枢的高压弹劾，慈禧太后于是下令“海军衙门和军机处妥议”。同时慈禧太后传谕李鸿章，令其写个折子，对所列罪名给出个合理解释。李鸿章在奏折中认真驳斥了被指责的问题，同时还在《议复疏》的折子上向慈禧太后提出一条建议：可否请朝廷将我的奏折和反对建津通铁路的奏折一并发给各地方督抚，请他们也对这事发表发表意见。

　　但结果除了刘铭传（台湾第一任巡抚）认同他修建津通铁路外，其他督抚却并未做出太多表态。而最后一份奏折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别开生面，异曲同工”（恭亲王评语）的提议，一下子成为这场大讨论的转折点。反对修路的人突然发现，在热闹的线路之争上，自己突然被边缘化了。

　　张之洞的奏折有什么魔力，竟能令铁板一块的中枢大臣们大为激赏，同时还得到恭亲王的肯定？这源自于他在政治上的宏大视野和灵敏嗅觉。张之洞的复奏超越了所有争论中的各方，他将“促民生，争利权”作为铁路建设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巧妙回避了能否修建铁路的问题。他首先反对修建津通铁路，提出修卢汉铁路是打通南北方的交通命脉，且是在内地修建，没有洋人从天津长驱直入进入京畿重地的威胁。张之洞跳出李鸿章“国防核心论”的框架，从更高的国家战略层面阐述了国家建设铁路的初衷。不久后，光绪皇帝颁布上谕，采纳张之洞在复奏折中提出的建议，缓建津通铁路，宣布修建卢汉铁路。这是光绪以大清皇帝名义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策，也是铁路兴废之争的终结，中国铁路建设从此合法化。

　　朝廷本意想李鸿章、张之洞二人联手修路。当时中国并没有铁道部，负责铁路建设的主管单位是李鸿章掌管的海军衙门。张之洞远在广州做官，离卢沟桥有四千五百里，就算离汉口也有两千里地。自己出力，别人得名，李鸿章岂能愿意干这种事，面对这样的结果只得感慨道：“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况且他夙愿难偿，又被无端扣了帽子，此时索性以“年衰力辱”为由要求退出，逼着书生张之洞亲自来挑修路的重担。

　　1889年12月，满怀修路雄心的张之洞卸任两广总督，出任湖广总督。上任伊始面对新环境，张之洞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在湖北、湖南的广阔土地上大搞经济建设，为将要由他亲手修建的卢汉铁路做前期金融融资准备、工业准备和人才储备。然而他首先面对的仍然是老问题：通货不畅、金融体系混乱。要创造和谐稳定的金融投资环境，拥有规范的货币支付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整个经济流通与社会发展血液的货币与广东先前的情况一样杂乱无章。湖北境内流通的货币有银两、外国银元和制钱。制钱体重值低；银两成色复杂，称量使用；外国银元种类繁多，图案迥异。这种多元的、相互换算困难的货币制度，与突飞猛进的商品交易，特别是与日益增多的进出口贸易不相适应。由于商品流传额增加，造成货币短缺。为了解决银钱不够用的钱荒、银荒问题，他上奏朝廷，希望借鉴“广东模式”在湖北也开铸银元。得到允许后，他将武昌阅马厂原守备署改为厂房，从德国进口造币机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湖北银元局正式开铸。张之洞终于看到自己付之心血的银元下线了，同时湖北成为中国第二个正式设厂生产“龙洋”的省份。由于湖北龙洋做工精美，银质上乘，很快就“风靡全国”。

　　湖北龙洋的顺利推广为创造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凭借便捷的交通，在短短的时间内，汉口的城区面积从11.2平方公里扩展到28平方公里，大量的茅草屋都变身商店市场。汉口轻松超越天津和广州，成为继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二大商埠、工业重镇和金融中心，奠定了武汉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也使许多重要的铁路无法绕开武汉。一枚银币、一条铁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代人的强国之梦。（梁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