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一个县级图书馆怎么会有这么多藏书？”谈起近年来在古籍普查中新发现的一些古籍收藏单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难掩内心喜悦。这些新发现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打量那些地处偏僻、毫不引人关注的图书馆、博物馆。

　　仅山西一地，近年来就有多处新发现的古籍收藏单位令李致忠兴奋不已。在山西省祁县图书馆，很多好书连该馆工作人员都说不清来历。书上没有藏印，据李致忠推测，这是因为当年祁县晋商辈出，商人有钱后，希望孩子走科举功名之路，因此大量购书，但商人也不懂得将书钤上藏书印，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书的来历就难以揣测，后来这些书就在图书馆保存了下来。

　　让李致忠念念不忘的，还有山西高平文博馆，他同样没想到这里竟然收藏了一批珍贵古籍。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妙法莲花经》卷第七就存藏于此。北宋开宝四年，朝廷派遣张从信到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开宝藏》。《开宝藏》流传至今海内外仅存10余件，其中国内七八件。高平市文博馆中所收藏的，是目前唯一的开宝四年开雕起始年刻本。这个刻本，全国古籍普查前学术界根本不知道。

　　“经过几年普查，我国古籍收藏单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七百多家增加到两千多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李致忠说。

　　1979年至1996年，为完成周恩来总理的遗愿，文化部曾经组织一批专家对全国的善本古籍进行调查，完成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制，书目共著录除港澳台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藏书约56787条，13万余部。

　　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调查仅限于善本，单位也不齐全，依然存在古籍家底不清、保护人才缺乏和投入不足，以及科学实验水平不高的严峻局面。对此，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全面彻底摸清家底，为更好保护利用古籍奠定基础。

　　从2007年开始，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体系成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国务院正式颁布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11375部古籍入选，命名16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许多珍贵古籍得到保护，多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收藏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对全国的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次针对古籍的全面彻底的普查过程中，一批以前很少关注到的收藏单位及所藏善本古籍进入专家视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在参与珍贵古籍申报的单位中，仅汉文古籍申报，就有近百家单位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中未曾出现过，一些单位藏量较大，几乎这些单位也都有非常珍贵的藏品，不乏孤本。这些单位包括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上海图书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重庆三峡博物馆、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安徽省青阳县图书馆、甘肃省陇西县图书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博物馆、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甘肃省通渭县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柳州市博物馆、四川省新都杨升庵博物馆、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山东省即墨市博物馆、山东省胶州市博物馆、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文物管理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等，一些馆由于量大质高还同时被评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还有芷兰斋、元雨轩、济南周晶、洛阳晁会元、缘督室等私家收藏，所申报古籍也异彩纷呈。

　　普查中，中国书店、上海图书公司等经营单位的镇店之宝纷纷亮相。中国书店的敦煌遗书颇具特色，宋刻元明递修本《重刊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二卷、宋元明清集配本三家注《史记》、宋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刻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甲集十卷》，上海图书公司藏敦煌遗书、雷峰塔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二十卷等等更给第一批名录的评审增添了亮色。

　　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收藏依宗教习惯，一直秘不示人，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一件《开宝藏》赫然出现，给众多专家无限惊喜。上海龙华寺的雷峰塔经、元官藏、永乐南藏均为存世稀罕之书。

　　坐落于皖南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名不见经传，在第二、三批评审中竟入选六部古籍，多为早期家谱。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收藏单位地处偏僻、名不见经传，众多古籍善本才得以保存。今天，当收藏、传播条件都大为改善之时，这些遗落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明珠再度被人们发现，拂去岁月的尘埃，它们的价值将被世人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