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971年11月15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大图：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资料照片），内图：80年代中译图书资料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在中国的藏书点之一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在中译公司，由于“联合国资料小组”初建时恰好是18个人，他们迎着困难，艰辛创业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大家；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习惯称他们为“18棵青松”。

中译公司第一任经理缪群（右三），副经理何卓云（右二）、何大基（左二）、崔烈（左一）、沈国芬（右一）

中译公司贾瀚铭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中译公司副总经理崔烈（右一）在联合国总部任中文处处长期间与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合影

　　耸立在曼哈顿岛东岸、横跨纽约市东河两岸的联合国总部，一向被人们视为和平的象征和希望的灯塔。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联合国的诞生无疑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1971年的秋天，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新中国在经历长达22年的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文也在联合国被列为工作语文，大量的积压资料、新闻资料亟待翻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专门从事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的新机构——“联合国资料小组”就应运而生了。四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资料小组”也从18人的小机构成长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他们的不懈奋斗在新中国的翻译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耸立在曼哈顿岛东岸、横跨纽约市东河两岸的联合国总部，一向被称之为是和平的象征和希望的灯塔。地球上60亿人民的代表经常聚集在这个占地18英亩的地方，针对和平、公正及经济和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商讨、作出决定。

　　时间定格在1971年9月21日上午10时，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隆重开幕。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就是针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正反两方力量展开了激烈角逐，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23个国家，提出了著名的“两阿提案”。

　　当时世界上的反对势力不仅与“两阿提案”大唱反调，而且提出了另外两种提案，旨在让“两阿提案”流产。一种提案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从联合国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提议都属于《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成员国通过，人们简称为22国提案。另一个提案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谁也不能够说服谁，双方针锋相对。10月25日晚八时十分，第二十六届联大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的辩论宣告结束。具有历史意义的表决随即开始。大会先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重要问题”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

　　接着，大会表决“两阿提案”。最后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予以通过。联合国历史上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大会主席高声宣布：由于阿尔及利亚等23国出的“两阿提案”获得通过，美国、日本等19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一项废案，被大会自动否决。这一庄重的宣布刚一结束，会议大厅出现长时间热烈欢呼和鼓掌的场面。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至此，新中国为了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进行的长达22年的曲折斗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倡导将被世界聆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但是有一个问题制约着中国的作为，那就是中文在联合国并没有发挥正式语文的作用。虽然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正式文本是以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这五种语文写成的，五种语文具有同等效力。这五种语文就被规定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联合国为了便于日常工作的进行，在正式语文中还规定有工作语文，工作语文使用的范围更广，但是，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使用英文工作，中文在联合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原来的五种正式语文中，英文和法文早就是联合国的工作语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先后在1948年和1968年成为工作语文，而中文却长期得不到工作语文的地位。我国恢复合法席位后。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直接促使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同时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呼吁与倡导，在1973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通过的18国决议草案，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其中说“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1974年1月17日安理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随后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一些有关机构（如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等等）也纷纷将中文列为工作语文。联大第二十八届会议也通过决议将阿拉伯文作为大会及其所属主要委员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联合国秘书处日常使用的工作语文仍为英文。

　　为了适应中文使用范围日益扩大、翻译量剧增的形势，联合国系统许多机构新建或加强了中文翻译部门。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海事协商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陆续新建中文科，联合国会议与口译司增设中文逐字记录组，工业发展组织的中文股扩大为中文科，等等。但是，联合国本身由于经费问题，常设翻译人员不能大量增加。为了完成翻译任务，联合国除在工作旺季增聘一些临时翻译审校以应急需外，主要是以特约翻译的方式委托联合国以外的力量特别是有关国家的翻译机构长期承担翻译任务。由于中文的情况更加特殊，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时，仅联合国大会和各委员会、安理会等主要机构应译而未译成中文的会议记录、报告等文献资料即所谓“积压文献资料”就有8万（英文）页之多，而且每年还产生新的“积压文献资料”，联合国新闻部也有不少宣传材料需要译成中文。

　　1972年，冬。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周年之际，联合国新闻厅委托我国代为翻译出版、发行联合国宣传品和承印联合国文件资料的请求，递交到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的手里。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文之一的中文翻译工作，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尚且年轻的共和国的肩上。由黄华建议，周恩来总理果断决策，经外交部与出版口商定，指定商务印书馆负责在北京成立“联合国资料小组”，专门从事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

　　1973年3月5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诞生了一个服务联合国的新机构——联合国资料小组。

　　“18棵青松”

　　3月的京城，初春的阳光洒在北三环中路一幢机关干部住宅楼的窗上。一位老人走进书房，书桌上那张日历豁然醒目：2013年3月5日。

　　老人久久凝望着这张日历，慢慢地移动脚步，来到窗前。此时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老人的脸上，不知是因了阳光的照耀，还是那张日历让老人触景生情，他的双眼渐渐模糊了。

　　老人叫缪群，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创始人。正是这张日历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40年前的1973年3月5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前身——“联合国资料小组”，在商务印书馆正式挂牌成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记忆不因时光流逝而淡忘，却因岁月的悠久而越发地弥足珍贵。

　　“又是3月5号了。”老人转身走进书房，从写字台前把那张发了黄的照片拿到阳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照片上清晰地映出了18位英姿焕发的身影。老人抚摸着照片，喃喃地念着他们的名字：王泰雷、张心怡、林丽华、郑尔康、朱明磊、陈政域、龚梅亭、燕桂珍、胡建春、王寿华、安文琴、黄素芬、王庸、胡汝娜、蔡荣、沈丙麟、周颖如、张伯幼。他们有的已经仙逝，有的已经多年不见，在这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缪群心里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思念之情，眼里噙满泪水，40年前一幕幕艰苦创业的场面又浮现在脑海……

　　“时间过得真快呀。”老人揉了揉眼睛，又仔细地端详着这张旧照，往事如烟，40年前一幕幕艰苦创业的场面又浮现在脑海……

　　革命现代京剧留给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是恒久的、难忘的。中译公司创业者“18棵青松”的称谓是从《沙家浜》移植过来的。在当时，这部现代京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会哼唱。尤其剧中塑造的“18棵青松”即18位新四军伤病员的光辉形象，让人们怀有强烈的敬意。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在中译公司，由于联合国资料小组初建时恰好是18个人，他们迎着困难，艰辛创业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大家；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习惯称他们为“18棵青松”。

　　1973年，于中国，是个难忘的年代；于缪群则是他人生转折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翻译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之前，因为台湾代表使用英文，根本不看中文处译出的文件，会上也不用中文发言，不听中文口译员的翻译。中文处译出的文件往往失去时效，有的竟成了一堆废纸。口译员甚至经常在工作期间关了麦克风，在口译厢里聊天。

　　当时的联合国中文处，笔译共有一百多人，口译有二十多人，全部是当地的华人。这些人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代表团接触，虽然大部分人均有爱国之心，但对祖国的情况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传影响或因同台湾官方关系密切，对中国代表团心存疑虑，另眼相看。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乔冠华团长和陈楚大使及时召集全体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郑重宣布：中国代表团十分重视中文翻译工作，主张中文翻译人员一个不少地全部留下来，维持原来的职位，希望他们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争光。

　　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翻译人员的态度以及对中文翻译工作的重视，使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人员大受鼓舞，尤其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用中文发言，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译成中文后才能重新表决。从此，联合国秘书处内中文的地位凸显，中文的口、笔译人员被刮目相看，深感身价倍增，个个情绪高涨。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压力；因为人们对联合国笔译、口译的要求提高了，中文版文件以特殊的身份出现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

　　为了适应中文使用范围日益扩大、翻译量剧增的形势，联合国系统许多机构新建或加强了中文翻译部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联合国资料小组”正式挂牌成立了，办公地点设在商务印书馆。而筹备组和主要负责人是当时仍在河南息县对外文委“五七干校”劳动的缪群。为了方便工作，由缪群出任当时的中华商务印书馆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联合国资料小组”负责人。中组部一纸调令，立刻把他召回到北京，并让他组织创建“联合国资料小组”。

　　当40年后他们回忆起当年的创建过程时，仍然激动不已。记得接到回北京的调令时，有的人正在田间休息，有的人正在起猪圈，还有的正躺在病床上，但他们有一样是共同的，那就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还大哭了一场，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当他们坐在列车上，听广播里播放《林海雪原》中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唱得这几位即将回京的“18棵青松”豪情万丈。一腔壮志，终于有了结果。“我们回北京了，我们可以干自己喜爱的事业了。”这样的心情让他们热血沸腾。当时的情景他们铭记在脑海里，终生难忘。

　　40年匆匆一回首。他们回忆说，来到“联合国资料小组”工作，让他们无比感动的不是职业的荣耀，也不仅仅是从干校回到北京的解脱感，而是他们有了再次为国家工作、能让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的机会，他们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几经磨难，但是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未泯，他们要为培养自己的祖国工作，要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18棵青松”中，有外交部世界知识社编审，有人民出版社编校尖子，有曾为《毛泽东选集》负责校对工作的高级校对员。但他们大部分是行政、出版人员，从事翻译和审校的人为数不多，面临大量的翻译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他们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每当夜深人静，每当想到那些还留在农村“改造”的同事，心就隐隐作痛，因为幸运之神光顾到了他们极少数的十几个人身上，他们能回到北京，能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能脱离农村的艰苦劳动，能为联合国从事翻译出版工作，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光呀。当时的反响和轰动，无异于现在的奥运冠军和顶红明星。他们是在同事们的祝贺声中离开干校，走上了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刻，给他们带来了毕生献身翻译出版事业的永久动力。

　　发展中的烦恼

　　企业的发展成长与孩子的成长大同小异。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苦与乐、荣誉与耻辱、进步与退步、欢笑与泪水甚至挨打与赞扬的，可当他成功的时候，人们只注意到头上的光环，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了他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艰辛，经历过多少磨难，涉过多少急流险滩。对于“18棵青松”来说，当初的创业，他们所经历的曲折，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闯过来了，他们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翻译界的卓越成就。

　　带着感恩、带着热情、带着欢笑的“18棵青松”回到北京后，马上投入到紧张而又有序的工作中。由于服务对象是联合国，要想把工作干好就必须要了解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组织机构的方方面面。

　　联合国共有六个委员会，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环保、海洋甚至宗教、民族、卫生、保健等领域。而安理会涉及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世界上的热点问题，无论世界的哪个地方，一旦出现国际争端，就会提到安理会来讨论。因此，作为翻译与审校，必须掌握上述各方面的基本知识，紧跟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事态发展。

　　“联合国资料小组”的成员，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新知识，一方面认真研究与联合国大会有关的一切资料。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总结出了联合国文件的三大特点：

　　一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联合国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商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讲坛，也是国际上各种力量较量的场所。它所产生的文献资料，大多如实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待各种问题的基本立场、态度和观点，记录了各国间存在的对立和分歧以及达成的协议、谅解或妥协。

　　二是内容包罗万象。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进展。因此，联合国系统拥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网，覆盖和处理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除联合国大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国际法院这些主要机构形成联合国的核心外，直属联大的有涉及贸易和发展、儿童、难民事务、环境规划、人口活动等等十多个机构，而系统内专门机构和独立机构有近20个，分别涉及原子能、劳工、粮农、工业发展、教科文、卫生、金融、货币、气象、海事、知识产权、邮政、电信等等众多领域。此外，还有各种专门性质的国际会议。

　　联合国文献资料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到国际大事和重大争端，小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上至外层空间，下至大洋海底，联合国文献资料无所不包。这就要求翻译人员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而国内各个大学外语教学的不同方向正好适应了这种多学科的需要。

　　三是有统一的编制要求和标准的语汇。在机构庞杂、日理万机的这个世界组织里，真可说是“文山会海”，每年召开的大小会议数以万计，分发的文献资料份数则以亿计。尽管联合国文献资料涉及形形色色专题，而且门类繁多，但是并非杂乱无章。联合国文献资料大多紧紧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这些最基本的主题，即使涉及不同领域，仍有许多共同提法和用语。

　　与此同时，他们还了解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在议事程序、内部组织、行政管理、财政预算等方面历年来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规定和体制。各类文献资料在体例、体裁和用语上也均有比较固定的章法可循。因此他们在翻译时注意到，联合国文献资料具有区别于其他文献资料的专业性质，中文版本的文件也必须符合联合国的规范化要求。

　　翻译是“万金油”，要能随时担任各种文献资料的翻译。但术业有专攻，工作有分工，要求每个人能专攻某几个委员会或议题的翻译，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可想而知，“工作”的意义在他们的心中是何种分量！他们工作的劲头又是何等的无法想象。加班、加点，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费，打包、运输、发货，从来不挑不拣，任劳任怨。

　　刚刚成立时的“联合国资料小组”，工作中的困难显而易见，但是来自财务和房子方面的压力是无形的，却也是难以克服的。

　　虽然主管部门把他们安排在商务印书馆，但是时间一长，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18个人的工资要在商务印书馆领，办公费用也要由商务印书馆出，日久天长这即是数量很大的一笔支出。而翻译联合国文件所挣得的服务费虽然很高（当时联合国的付费标准是每千英文字33美元），但那是外汇，一律由财政部统一调配，如果想支出钱需要打报告，走很多手续才能拿到很有限的人民币。当时的情况对商务印书馆而言，养着“联合国资料小组”就是一个字：亏。

　　这样的局面使缪群也很为难，他身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室主任，不能挣钱却天天花人家的钱，心里不安，但他手里又没有钱可支配。怎么办？他开始琢磨起“联合国资料小组”主管单位的问题，名义上归国务院出版口和外交部两个单位主管，实际上相当于“双不管”。遇到经费等相关问题，难免两边推来推去。那么，这个单位究竟归谁领导好？

　　缪群想，首先应该归外交部，因为工作任务是属于国家外交方面的，也确实是由外交部安排的，那外交部就应该成为真正的主管单位。他去找外交部的领导，说明了在商务印书馆的问题。但是外交部的人说，他们不能接收。缪群也理解，从事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应当是脱离于国家政府部门之外的。没办法，缪群又到国务院出版口说明所面临的困境。当时的军代表很疑惑地说：“怎么国家没给你开办经费呀？”缪群回答：“是的，当时说的就是行政关系归商务印书馆，是它的下属单位。但现在商务印书馆也有困难，我们这18个人怎么办？”军代表在仔细听取汇报并认真研究后，向国务院出版口专门写了报告，上报国务院办公室。

　　一年以后，1975年5月，国务院批准“联合国资料小组”为独立单位。

　　经历磨难

　　虽然当年他们都是英姿勃发的“中青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但谈及“联合国资料小组”和“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时，他们依然双目放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976年4月13日，国务院批准“联合国资料小组”正式扩建为“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此时正值“文革”后期，不仅社会上左的思潮严重，所谓“阶级斗争的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到“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来工作的许多人都因家庭、历史有问题而在使用上受到质疑。来自台湾的龚梅亭，工作上认真负责，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一直以实际行动靠近党组织。但由于父亲在香港定居，人们怀疑她的出身有问题，见了她都害怕，躲得远远的。但是她父亲是周恩来的同学，有统战方面的关系，可周恩来又不能亲自出来说这样的事，所以她入党颇费周折。而陈政域和虞懿被误定有历史问题，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认可，冲破重重阻力，才得以重用。

　　“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虽然正式成立了，但仍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

　　早在“联合国资料小组”成立不久就与联合国会议事务部签订了翻译一万英文页（约合800万中文字）积压文献资料和部分当前文件的协议。而当时的“18棵青松”中只有3人是翻译，10人是校对，其他人负责印制发行。以这样的人才实力，无论如何完不成积压文件的翻译，更何况随时还有新产生文件的翻译印制工作。

　　在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统一协调下，积压文件的翻译任务落实给各个大学共同承担，全国相继有48所大学承担了这项工作任务。当时，很多翻译都被关“牛棚”或在干校劳动改造，这项工作曾使他们受到保护，免受人身迫害。

　　随着全国高校翻译工作的开展，“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的工作人员也由18人增至29人。人多了，办公的地方更加拥挤，从高校返回的翻译文件堆积如山，“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需要有更多的办公室用于提高办公效率，也需要更大的空间放文件。

　　而这时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也在发展，确实需要缪群他们把房子腾出来。身为“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负责人的缪群开始为房子四处奔波：找过去的老同事、老领导谈目前的困境，向国务院办公厅打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由协助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先念批准，在白塔寺的华北局大楼辟出两层楼给“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办公之用。

　　房子批下来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琐事，缪群和当时的领导班子，又是打报告，又是调人，他们几乎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最后才搞定这些细枝末节。

　　自从“联合国资料小组”扩建为“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后，大批人才的引进，使“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的工作和学术气氛呈现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他们于1974年至1978年先后在北京、天津、桂林、镇江举办了四次联合国文件翻译座谈会，从最初13个省市的教育局和21所大专院校参加会议，发展到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48所大专院校踊跃参与。许多新老翻译工作者济济一堂，各抒所见，交流经验，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难得的盛会。

　　在此期间，他们还开辟了一个探讨联合国文献资料翻译的理论和技巧园地——《翻译通讯》。这个刊物初期为油印简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1983年转给中国译协，作为会刊后更名为《中国翻译》。）总之，在这段时间，通过全国高校的共同努力，每年都圆满完成1000万以上中文文字的翻译任务，而且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保证了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一点正如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同志所言，“联合国文献资料的翻译，在我国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专业性的翻译领域”，在联合国获得好评。

　　出使联合国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为东汉至唐宋年间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而中国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大门迅速敞开，使中国大地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次翻译的高潮，无论是规模、范围，或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随着“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承担的文件翻译和印制数量逐年增加，编译能力已满足不了任务要求。1979年，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从全国抽调外语干部，建立一支专门的翻译队伍。“文革”期间蹲过“牛棚”、呆过“干校”的近90名外语干部从全国各地汇集京城，经考试正式调入这个光荣的集体。

　　1979年9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将“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扩建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简称“中译公司”）。

　　由“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扩建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说明了联合国资料翻译的任务艰巨，并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联合国越来越有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已经无法承载日益繁重的翻译工作，所以扩建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这是时代的需要，翻译事业的需要，是联合国的需要。

　　根据联合国总部的要求，中国开始向联合国派遣译校人员了；而这一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当时虽然成立不久，却在中国已是享有盛名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身上。他们的海外兵团开始了征程，派遣译校、编辑人员去曼谷亚太经社会、巴黎教科文组织、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罗马粮农组织、华盛顿货币基金组织、纽约总部等联合国机构担任短期或长期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7年底，中译公司共派出人员七百余人次，公司半数以上的译校人员均有过在联合国翻译部门从事翻译、审校或编辑工作的经历。这增加了他们对联合国的感性认识，并提供了与联合国翻译界同仁切磋业务和进行交往的宝贵机会。

　　为国家挣外汇的翻译家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位于美丽的罗纳河畔，包括阿里安纳公园在内，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联合国办公用的“万国宫”设有二百多个联合国所属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每天几乎同时有八十多个国际会议在此举行。每个会议厅都设有同声传译席，不同语言的代表，只要戴上耳机，即可选择自己所要听的语言。

　　中译公司首次派往日内瓦办事处工作的是3名翻译，他们都是经过考试合格后被录用的。这3人的年薪是8万美金，当时合24万人民币，相当于中译公司全体人员工资的总额；不仅如此，前往联合国工作的人员还能够给国家创收大量外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译公司是国家创汇大户之一。

　　提及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必须要讲到联合国的一些规定。联合国不与任何国家的机构签雇用合同，只与雇用的工作人员本人签合同，所以工资每个月都打入个人账户。

　　中译公司派出的员工按照国家规定只拿部分工资，大部分都上缴公司。这样，中译公司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隔几个月就要往国内汇一次美元；开始这部分钱是归外交部统一管理，但中译公司不是国家拨款单位，他们要自筹资金，自己养活自己，在领导班子的努力争取下，后来这些美元直接汇给中译公司，由公司统一支配。

　　这三位到日内瓦工作的翻译，每隔一两个月，就往公司寄钱。公司外派的翻译越多，赚的钱就越多。经过十几年的资金积累，中译公司不但盖起了宿舍楼，还购买了车辆，这一切都是靠外汇收入积累（用中译人的话是资本积累）的资金完成的。

　　如今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自从派出第一批译员到联合国工作，已40年，他们以工作勤奋、为人诚实，创出了中译公司的牌子；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向联合国派出的所有翻译，没有一人违反外事纪律。

　　殉职在维也纳

　　作为一名优秀翻译大概有两个标准，一是“术业有专攻”，二是善于学习总结。术业有专攻是指他的英文专业，一个优秀翻译不是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生物医药，懂得诗词歌赋，但他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是知识渊博的。

　　在中译公司老一代翻译家中，曾寄萍是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英语专家。他以知识面广而著称，但他更以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并运用于翻译工作，令中译公司的同事们钦佩。

　　曾寄萍任《信使》中文版副主编时与主编沈国芬在巴黎出席编辑会议，曾寄萍在审校英文翻译成中文的稿件时，每当发现新的译法、准确的词汇都要记录下来；中译公司的人都知道，曾寄萍先生案头的那本《新英汉字典》里，写满了字典中没有解释的词和没有选用的词。许多同事都在翻译时借用他的字典，因为有些词汇已经在曾寄萍那本字典里“记录在案”了，既省力快捷又准确无误。

　　许多人回忆起曾寄萍时都表现出敬意和钦佩，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自己每天在翻译过程中寻找新的词汇，而是他发现同事们谁翻译出了新的词汇，他就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发现新玩具一样，珍惜地收入自己的那本字典里。即使是对刚刚走进中译公司不久的年轻翻译，只要他认为翻译用词不错，都要记录在案，甚至直接与他们交流，鼓励他们说“翻译就是不要受字典的限制，要根据前后文、根据文章的逻辑大胆地译”。前辈的鼓励和指导，对于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年轻人来说，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前辈的工作态度和严谨学风将伴随后来人的终生。

　　中译公司很多翻译的词汇，都被曾寄萍一条一条地编入了他的“字典”，如果他还有时间能将重新“修订”的这本字典出版，会让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受益匪浅。只可惜，由于工作太投入，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命运没有让他完成这项事业，他于57岁时，突然猝死在维也纳街头。

　　在中译公司这样的单位里，所有人都是文字工作者，他们一定是让心灵沉浸在文字的美感中，息息相通。曾寄萍的突然离世，为大家所钟爱的各种文字披上了一份悲壮。他的离去像一首凄美的绝唱，也像为一个词定性的“后缀”——我们的工作意义深长，我们的真情感动着世界。

　　在联合国四次夺标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家翻译公司，他们从“联合国资料小组”时就承担着为联合国提供语言服务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着祖国的荣耀，是一项严肃而崇高的事业。这项事业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密切关联。因此，从中译公司的前身——联合国资料小组开始，他们就是政府行为，国家的形象工程。但是，全球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世界在变化，联合国也不会置身世外，理所当然地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开始对提供服务的单位和机构进行审计。当审计到外包业务时，有人提出，这么多年，中文翻译只由中国的一家公司承担，很明显没有引进竞争机制，不利于外包工作质量的提升。

　　当时在联合国总部，其他语种，如法文、阿拉伯文都是包给个人的，竞争非常激烈。只有中国和前苏联是包给某个机构，属于政府行为。但是，前苏联解体后，他们的翻译公司也解体了，分成两个公司，同时参与语言服务合同的竞争。联合国总部的中文翻译就包给中译一家公司来做，在联合国的有关部门看来，无论如何都不符合时代精神——竞争机制。

　　由于有了这个外部审计的框框，从1992年开始，中文语言服务就开始实施竞标制。中译公司愿意和大家一起竞标，一来他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二来他们也想看看其他翻译公司的水平，可谓知己知彼。他们虽然很自信，但却异常重视此次招标，领导班子几经讨论后，决定派时任中译公司副总经理的程福惠专门负责招投标。

　　招投标是有一定规矩的。程福惠在抵达联合国总部之前，招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她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积极准备投标书。联合国总部前两次招标还局限在国内范围，中译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无论哪个方面都有很强的优势，中标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国人员的增加，有一些参加过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人，离开联合国并且留在美国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也争先恐后地参与竞标。第三次竞标在网上发布消息后，有十几家公司投标，其中有国内的，有留在美国的华人，也有其他国家的华侨，中文翻译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全球范围招标。

　　联合国总部的外包业务除了竞标之外，还进行不定期抽查，并把信息反馈回来，评定标准有：很好、好、合格、不满意，共四个等级。信息返回给中译公司后，他们要进行自查，好的是谁译的，差的是谁译的，做到心中有数，提出改进的办法。这种认真律己的态度，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也是多年来中译公司在联合国的信誉始终如一的法宝。

　　为实现“语言平等”作出贡献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联合国会议和出版司司长张献女士回北京公办，更了解到她曾是联合国中文处处长，后来因为工作出色被提升为司长。

　　张献女士无疑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在她之前，联合国除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语文处处长都曾做过司长外，其他语种如中文、俄文、阿拉伯文竟然没有一位当过司长！

　　在一个秋光明媚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了张献女士暂居的公寓。张女士虽已年届六旬，但依然神采奕奕。通过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翻译家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清晰了。

　　“……国民党在联合国时期，中文也是其中的六种语言之一，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语言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居然都讲英文，文件也不使用中文，中文在联合国六种语言中是没有地位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我们在语言平等上是坚决不让步的。要想实现语言平等，首先就要把所有的文件翻译出来，但是联合国自从1945年成立到1971年的几十年间，它的很多文件都没有翻译成中文。

　　当时除了联合国大会的现场翻译，就是积压文件，为了尽快解决这些积压文件，中国为此成立了‘联合国资料小组’，我们的文件也就可以一批一批地往国内送。当时翻译任务是很重的，压力也很大，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基本上将38届的文件全部翻译完了。这在几十年间，无论是从数量的角度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评价他们，翻译家们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能够得到司长这个位置与我们国家的翻译水平和功绩分不开的。”

　　告别了张献女士，她讲述的那些翻译家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来越不平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翻译出版工作使中国在融入世界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过程中，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见证了中国发展强盛的全过程。一个对外开放、蓬勃发展的中国，需要有同样蓬勃发展的翻译事业的支持。

　　回首“联合国资料小组”的40年之路，无疑是一段非凡而辉煌的里程，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功典范。

　　非凡的译道，非凡的贡献，非凡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