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作品

　　北京匡时推出梁启超1914年的著作《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200余页手稿，中贸圣佳的百年名人墨迹专场引来众多关注和大片口水，刚刚过去的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中估价0.8万元至1.2万元的杨虎城楷书终以264.5万元成交——今夏，拍卖市场的热词是“民国书法”。

　　民国，亦是现在被社会热炒的概念，民国时期的学人、名人书法，至今仍是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洼地。中贸圣佳总经理仓大春认为，现在社会对民国书法的突然“热捧”，较高的艺术地位、作品的稀缺性及其所代表的历史见证意义是根本原因，而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书法的价值判断仍稍显浅薄。

　　群星璀璨之景象

　　台湾明道大学教授陈维德认为，民国书法成就在于使清晚期书风得以延续，书法考证和研究有重大突破，草书呈现中兴之势，在取法方面，绵延上千年的碑帖坚冰最终被打破。在这其中，长于草书的于右任、精于篆书的吴稚晖、工于隶书的胡汉民、善于楷书的谭延闿，被誉为民国四大家，学识渊博、书风独特，且不少在政坛握有实权的经历，让他们的书法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亦使书坛呈现群星璀璨之景象。于右任从赵孟頫入手、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而后草书变法参以魏碑笔意的路数，谭延闿写颜体有大权在握的气象，以及吴稚晖为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的“业余状态”，反而让他们的书法趣味自然生发。民国时代，受传统文化教育、博通经史而碑帖功力深厚的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康有为等晚清大家进入书法创作的高峰期，而多在光绪年间出生、艺术活动和成就主要在民国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以及于右任、曾熙、叶公绰、沈尹默、李叔同……这些接受了严格的国学教育而又具有出国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其知识结构和书法阅历在台湾书法家张炳煌看来，都更具民国时期的文化特性。而在理论方面，康有为的“尊魏”理论和郑孝胥的“贬黜馆阁书体”、“卑视晋唐格辙”、“师古不可盲从”的主张，都指向民国时期书法要求自我创新、不拘于古人之范围的风潮。

　　民国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书人产生游离心态，庶民意识逐渐兴起，书家士大夫的创作心理接近完美，知识结构亦适合书法的要求。画家陈丹青也曾表示，民国是古老中国的庞大转型时期；民国之丰富，为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书法，亦如此。

　　文化的原乡

　　民国书法的三大“派系”——吴昌硕系统、于右任北碑至上的草书探索和以“二王”为宗的沈尹默集群——有人看起来并无多少独到之处，比晚清碑帖风气靡弱，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艺术形态，只能算是晚清书法的余续。而由这一时代开始的新的观看模式——展览，也以书画联手展示为主，书法家在这其中的犹豫心态暴露无遗：抽象、简练、单纯的书法，很少能依靠自身的纯粹魅力去征服观众，所以只能以中国画等形式来丰富自己；以实用等观念来检视书法，并非以形式变化的角度来检视书法家对风格转变的把握能力。这一书法观念在民国时期也是较为局限的，有人甚至说，“民国书法”是个伪命题。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和精神气质。1927年吴昌硕谢世之后，1932年于右任发起标准草书社，1933年沈尹默举办个人展览以及其后出版《执笔五字法》，形成书法史上所谓民国书法双峰对峙的局面；在这一时期，马一浮、谢无量等人不以固定师承晋唐名家而惯于信手拈来随性创作的理念，黄宾虹、丰子恺、齐白石、来楚生、吕凤子、吴湖帆等大家以画家身份进行的书法创作，多强调形式美，而不屑以晋韵、唐法、宋意等路数自囿的开放气象，无疑为20世纪的中国书法史开创了新风。

　　在这一面向转型的时代，书法逐渐被士大夫从书斋中移向现代社会的文化机构中，于是书法也在各种语境里开始协调自身、寻找发展之机。于右任、沈尹默二人的创作和探索，表征了中国现代书法界埋藏已久的群体意识的觉醒，结社、组织群体流派而非以松散的文人雅集来推动自己的艺术创作、倡扬自己的艺术宗旨，成为未来书法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是观之，民国书法可谓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折期——旧学体系依旧牢固，而职业化创作、展览、出版等商业社会特征已在书法业态中初见端倪。吴稚晖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鬻字，“规模”之大，被人笑称为“书画托拉斯”。

　　“不少学者回首民国并非仅仅为了满足纯粹的考证癖和恋古情结，而是因为民国确实存在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华认为，被意淫和炒作、理想化的民国，可能妖娆多姿，但它只不过表征了学界指向过去的乌托邦情怀，而当下中国人最需要的是面对现实的智慧和勇气。20世纪上半叶，作为文化势力的书法“民国范儿”，于今，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皈依，对书法，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对书法家个人，则是当今我们缺失的文化素养的对照。如果创作者只是单纯会写字，而缺乏对创作意境的追寻，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民国书法创作者所寄望的文化复兴的信念，我们对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只有高山仰止，更遑论遥接晋唐风韵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