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四个昼夜” 尽展伟人情怀 

——专家研讨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里，最常出现的声音就是钟表的“滴答滴答”声，导演陈力是想通过这样细微的声音向观众传达一种紧迫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种种原因使然，全国很多省市都遭遇了极为严重的饥荒，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便将故事背景放置于这个充满紧迫的特殊时期。

　　在影片中，孙维民饰演的周恩来乘专列来到革命老区河北武安伯延考察，却发现公社干部郭凤林有心隐瞒当地灾情。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以郭凤林为代表的伯延人民是怕自己的困难让党中央操心，影响全国这盘大棋。于是，他以一片真心，展开了这场充满艰难而又感人至深的调研之旅。日前，中国影协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主办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观摩研讨会。

　　“拍摄影片的初衷，就是想让人们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忘记那段艰苦的岁月和人民的重托。”导演陈力表示，“影片通过各种方式，将周恩来崇高的品格，以及村民们对党和国家的一片赤诚展示了出来。”

　　为了尽可能捕捉50多年前伯延人民公社的历史质感，陈力带着主创团队多次进驻冀南革命老区，进行采访与体验。“深入生活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涤。无论是前期到农村调研，还是后来到伯延镇拍摄，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农民耕种与收获的不易。”陈力说，“不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对粮食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如今生活虽然富裕了，粮食产量连年提高，但我们不能忘了本，绝不能忘掉勤俭节约的老传统。”

　　以陈力、孙维民为代表的主创团队倾尽心力创作的影片，得到了专家们的赞赏与认同。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指出，《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史诗与虚构”的关系。“在很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实与虚的关系都没有把握好——写得太实，就无趣；写得太虚，就虚假。而这部影片的特点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李准说。

　　“影片中周恩来考察的伯延只是一个小地方，遇到的人也都是些基层干部和村民，这就为艺术创作与加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周恩来此行的核心目的，却是为了调研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科学性，这绝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李准继续分析道，“其结果就是，一个小小的伯延公社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一‘大’一‘小’之间，我们发掘了真实的历史，也看到了生动的人物。”

　　《中国电影报道》制片人张卫对李准的观点表示认同，在他看来，鲜活的人物无疑是《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最大的亮点之一。“且不论郭凤林、张二廷等伯延村民的生动与质朴，就说曾被无数影视作品表现过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也颇具突破性。”张卫举例分析道，“打算领养张二廷的小儿子被婉拒后，周恩来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如果换做是我，能否承受这骨肉分离之痛？而当家中贫困的老奶奶为周恩来送上亲手制作的面条时，他所考虑的，则是‘我不吃，老奶奶心里永远都会有个疙瘩’。影片中的周恩来，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可敬而又可信。”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则对影片的宣传发行提供了可行性建议。他说：“本片具有历史揭秘色彩，比如片中的公社食堂，很多年轻的观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影片独家的看点；另外，像影片中出现的落子戏，也非常具有民俗性，具有视觉奇观的特点。当然，跟历史揭秘性相对的则是现实性，影片的冲突点就在于郭凤林善意的谎言，这也具有当下性——当下的老百姓也很渴望跟政府、跟领导人对话，希望把民情传达给高层领导。”

　　对于影片的艺术风格和剧作特点，赵卫防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都表示了肯定。赵卫防说：“影片中引而不发的情感、含而不露的表达都让我想起了陈力导演的另一部电影《爱在廊桥》。”王海洲认为，“影片中群众演员的表现非常好，找一群群众演员来容易，但是让每个人都那么投入很难。送别总理那场戏，群众对总理的爱戴表现得那么细致，这充分体现了导演的功力。郭百岁发自内心地认为儿子善意地欺骗总理是不对的，痛打责骂；但他又爱子心切，生怕总理真的撤了儿子的职。这些都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规定情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