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介入“民众生活”，这是全球公共艺术的整体走势。中西方公共艺术界在异曲同工地塑成着当今公共艺术的“世界版图”，它们都在试图介入大小城市与乡村地域的生活，并关注其中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脉络，从而提升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当今的中国公共艺术界方兴未艾，为艺术进入大众生活提供了历史契机，也即将在全球艺术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2011年4月11日到15日，国际公共艺术奖（IAPA）颁奖仪式暨公共艺术论坛在上海举办，这是国际公共艺术界的盛会，不只是中国参与到了国际舞台的公平竞争，而且上海为此提供了国际化的高端舞台。正如国际公共艺术奖主席路易斯·比格斯在闭幕式上所直言，这次盛会不仅聚焦于公共艺术的发展，而且更关注公共艺术在世界各地的拓展，其核心理念就是——“创造艺术，改变生活”！

　　“生活”成为了本次颁奖会的核心词，因为公共艺术恰恰就是以其社会性、公众性与参与性来积极参与到全球民众生活当中去的。本次获得大奖的六项公共艺术品无疑都是“介入生活”的范例：《尼日尔建筑》通过建筑大型泥屋群落融入非洲边缘地区的原住民生活，《纽约市空中步道花园》将废弃高铁改造为花园而改变了都市核心区的居民生活，《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通过移置农家建筑而塑造了大学校园的师生生活，《厨师、农民、他的妻子和他们的邻居》为荷兰居住区的多种族移民提供了生活交流的契机，《提乌纳的堡垒文化公园》则把停车场改造为贫民所共享的社区生存空间，而《21海滩单元》则通过封闭海滩的开放性而直刺当今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矛盾。

　　因此，公共艺术理应被视为一种“生活美学景观”。从“生活美学”来定位公共艺术，这就不是从个体创造者而是从集体接受者的角度来诠释公共艺术了。无论是公共艺术的创造者还是接受者皆要深知，艺术家与设计师毕竟是少数派，而民众始终是多数派，公共艺术最终是要为民众生活而创意、设计与生产。世上美好的城乡生活都不是为艺术家所打造的，而本身就是民众生活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次的国际公共艺术颁奖选择在上海，其实是最佳的选择。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目前身处所谓“后世博时代”，2013年上海艺术设计展的主题仍延续为“美学城市”。所以，本次公共艺术的主题论坛就围绕着“公共艺术与社会发展”与“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两个层面而展开，专题论坛则围绕着“后世博的公共艺术”、“轨道交通的公共艺术”与“美丽乡村的公共艺术”而展开。这些论坛一方面探讨了城市产生新的生活美学的机制，公共艺术并不被视为美化城市的工具，公共艺术的价值在于推动政治民主、社会福利、城市改造与社区振兴；另一方面也从城乡互动之中将公共艺术建设拓展到乡村当中，让公共艺术为乡村搭建公共文化平台，从而构建城乡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

　　与会的城市规划师、艺术设计师、前卫艺术家、艺术批评与理论家们，在本次国际聚会当中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公共艺术就是要介入生活，然而，以何种姿态介入生活却成为了大家所追问的关键。更有趣的是，在东西方艺术家与学者们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分殊：东方艺术家与理论家更为关注的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而西方艺术家与理论家则更为关注公共艺术的“艺术性”问题，当然，在公共艺术回归生活的总方向上他们是毫无二致的。这恰恰是由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尚未完善，公共性问题暂未解决，所以中国人仍希望通过艺术来实现公共性的目标。然而，西方在公共性难题解决后则直接面对艺术问题即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仍需见贤思齐、迎头赶上。

　　公共艺术介入“民众生活”，这是全球公共艺术的整体走势。中西方公共艺术界在异曲同工地塑成着当今公共艺术的“世界版图”，它们都在试图介入大小城市与乡村地域的生活，并关注其中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脉络，从而提升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当今的中国公共艺术界方兴未艾，为艺术进入大众生活提供了历史契机，也即将在全球艺术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艺术家与学人们仍秉承着艺术的启蒙重任，他们或者认定，当代公共艺术的文化使命，就在于其对于公民社会日常生活的介入，还有对于地方环境与文化形态的积极干预，或者认为，艺术源自人类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公共艺术就是用艺术视角来看待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公众直接体会生活艺术化的场合。尽管艺术公共性绝对不等于政治公共性，但是，中方人士似乎更关注公共艺术当中的平等参与特质，也就是所谓公共精神的打造。东方诸国也有类似的取向，日本当代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愈加密切，以自然环境与人类自身作为中心的“社区设计”成为了新的主题，以艺术的力量作为推进“造乡运动”与“地域振兴”的艺术工程亦越来越多。

　　在公共艺术的整体结构那里，“政府”、“资方”、“艺术家”与“公众”实际上形成了四个基本要素，关键就在于，如何在这四者之间形成一种崭新的“关系主义美学”。在其中，政府的职责是提供法规的保障与出台政策的支持；资方主要是提供资金与规定目标；艺术家一方则为包括策展人在内的创造团队，他们致力于公共艺术的创造；而公众一方则可以来确定与认定公共艺术。在当今中国，政府与业主方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家遗憾地处于劣势之中，而本应起到关键作用的公众则几乎没有地位。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公共艺术法，规定将社区建设中的固定比例资金用于公共艺术规划，资方则要更尊重艺术家的独立选择与公众的集体选择，同时设立公共艺术委员会以使得公众的意见更多地参与其中，从而形成健康的“四方博弈”状态。

　　总之，公共艺术可以帮助城乡民众应对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使得人们敢于面对自己的自然生存现状，另一个则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使得人们敢于面对自己的社会生存现实，从而让公共艺术成为塑造“地域文明”与“文化生态”的重要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