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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该忘却的美术家

时间:2013年03月2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钱念孙

  

九溪十八滩图 葛康俞

  葛康俞先生天资聪慧,工书善画,精微超妙,造诣甚高,王世襄评其“不下黄宾虹”。因其英年早逝,未尽其才,加上著作长期藏之名山,故少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未见著录不说,《安庆市志》《怀宁县志》也未提只字,实为遗憾。

  梳理《据几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们看到文化古城安庆的三大家族——陈(陈独秀)氏、邓(邓以蛰)氏、葛氏,是这样紧密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最近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据几曾看》,颇为吃惊。初始诧异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怪书名,继之诧异该书何以得到众多文化大家由衷推崇,进而诧异作者葛康俞是安徽同乡自己竟然毫不知晓,此外还诧异作者品赏书画火眼金睛且见解独到。

  一、流传和出版

  作为一部品评中国古代书画名迹的著作,《据几曾看》书名乍看不好理解,其实就是“在案几上曾经看过”之意,与许多“书画过眼录”著作颇为类似。该书稿小楷工写,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多年以手稿形式在亲朋好友及部分文人小圈子里流传,直到60年后的新世纪之初(2003年8月),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书稿虽长期没有公开出版,但在小圈子里却好评迭出。请看书后面的两段题跋:

  曩从邓叔存先生斋头得观康俞先生画,精微超妙,心折久之。今复获读(《据几曾看》)所记书画,其中名迹尝多寓目者,一经品题,不啻重对故人。至于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释手。借置案头,倏经数月,敬识其后,以记胜缘。

  时庚寅(1950年)六月 启功

  大作以清妙之笔,状难状之画境如在眼前、如入梦想。古人称画为无声诗,此则片片有声有韵之画矣。而同时演绎画理、探索源流,如示诸掌。拜读之后,爱不忍释,令人抄录副本,俾获据几常看也。

  宗白华 时一九五〇年 红叶满山

  这里两位品题者启功、宗白华,皆为学术文化界泰斗级人物。启功先生不仅书法高妙,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对古典诗词创作和研究、对古代书画鉴定和欣赏,堪称一代国手。他借观书稿数月后说,“文采之美,楷法之精,尤令人不忍释手”,足见此稿分量。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研究有很深的感悟和独到的体察。他称赞书稿“演绎画理、探索源流,如示诸掌”,以至拜读之后,让人抄录副本,以便“据几常看”。

  古玩鉴赏大家王世襄对该书稿也赞不绝口。他于2001年86岁高龄时,工楷撰写《〈据几曾看〉读后记》,除叙述与葛康俞多年的友情、对其学识和绘画推崇备至外,特别谈到书稿的两大特点。一、书稿著录所见法书名画,却与一般著录之作斤斤于质地、尺寸、印章、题识等大异其趣,而是注重鉴赏品题,“以轶凡之文采,揭示微妙之领悟,道人所不能道”。二、书稿从头至尾以小楷工写,既严谨秀雅,又宽绰疏朗,可谓“手书绝妙,得与古人名迹互映交辉”。

  书稿沉沦数十载得以出版,缘于王世襄、范用、郑超麟诸位先生鼎力推荐。王世襄作为文物界和收藏界大佬,影响遍及海内外,无须赘言。范用是著名出版家,抗战时期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和重庆分社经理,后任三联书店出版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国家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等。郑超麟是中共元老之一,除在党内具有相当地位外,他还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对历史学、语言学等也有深入研究。正是这些重量级人物推荐,《据几曾看》得以影印,广布传世。

  影印出版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充分展现原稿风貌。可能为作者手稿内容之精和书法之美所打动,三联书店采取原稿影印形式,分上中下三卷,以宣纸精印精装,外加函套出版。该书卷一为《据几曾看》原文;卷二除原文外,还收有附录《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这是作者抗战后期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的长文,由范用先生“辗转收集得来”后,请吴孟明先生校勘并用工整小楷抄出;卷三为书稿品评的部分书画名作的参考图片,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原作翻拍而来。值得一提的是,该书2003年8月第一版精印本虽价格不菲(280元),却早已售缺;2009年12月又推出第二版简装本,价格仅49.8元,相信会引起更多读者兴趣。

  二、作者和背景

  《据几曾看》的作者葛康俞先生,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他于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于怀宁县北乡白麟坂(今怀宁县五横乡白麟村),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与李可染、艾青等同窗。抗战期间,避难四川江津,在一所中学里任美术教员。抗战胜利后,由蜀返皖,任安徽大学文艺系教授。1950年转南京大学任艺术系教授,与傅抱石先生相知甚深。葛康俞先生天资聪慧,工书善画,精微超妙,造诣甚高,王世襄评其“不下黄宾虹”。惜天不予寿,至南京后他肺病加剧,于1952年冬逝世,享年仅41岁。因其英年早逝,未尽其才,加上著作长期藏之名山,故少为人知。新近出版的《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未见著录不说,《安庆市志》《怀宁县志》也未提只字,实为遗憾。

  翻开《据几曾看》,葛康俞在自序里开篇写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矣。日课读毕,向晡更习字画,或研著录。公私有书画,必就展看,每不能忘。”这就是说,葛康俞走上艺术道路,是受其在北平的舅舅的影响。那么,他在北平的舅舅是谁呢?即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据《陈氏家谱》,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四个子女,陈独秀最小,除大哥陈庆元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富商吴向荣,二姐嫁给乡绅孟超。而孟超之女则嫁给了葛康俞。由于葛康俞娶了陈独秀二姐的女儿,陈独秀自然就是葛康俞的表舅,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陈乔年则与葛康俞是表兄弟关系。

  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比葛康俞大32岁。两人虽然辈分不同,年龄相差较大,因有这层表舅和外甥的亲戚关系,加上有共同的情趣爱好,即喜欢欣赏书画,因而彼此走动频繁,感情颇好。曾见安庆一位藏友手里一幅陈独秀书法条幅,内容如下:

  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

  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 独秀 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

  显然,这是关于另一幅书法作品来龙去脉的“说明文字”。那幅作品是“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陈独秀当时看了喜欢,便讨要过来,从日本带回国内。十多年过去,此事已淡忘。谁知“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且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就像自己当年一样,于是陈独秀便慷慨赠之。可这位“康俞仁弟”(即葛康俞)并不满足,第二天又拿来一张宣纸,硬要舅舅把这事的前因后果写出,以记由来。按这幅作品的落款时间,葛康俞当时仅15周岁。他小小年纪从偏僻乡村来到上海舅舅家,就对书法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并得到陈独秀的爱怜和赏识,一方面表明他对书法颇有慧根和见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和舅舅陈独秀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安庆市博物馆馆长胡寄樵曾谈论陈独秀这一书法条幅说:“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胡寄樵是书法大家林散之的弟子之一,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以书家的眼光评价该条幅“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

  据葛康俞弟弟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记述,1939年秋,陈独秀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期间,葛氏兄弟因避战乱也在四川江津,两家常有往来。陈独秀知其弟兄俩“终日习书,殆废寝食”,曾亲书“论书三则”指导:

  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捝,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这段话表现了陈独秀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和独到体察,更传达了他对葛康俞及其弟弟的关爱之情。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几年,葛氏兄弟曾多次拜望舅舅,一次谈得兴起,陈独秀还展纸挥毫,书写一幅自己诗作赠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改。”不久,1942年5月27日晚9时许,陈独秀病逝于江津鹤山坪,6月1日安葬,墓地在江津县城西门外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7个大字,亦隶亦篆,古味盎然,就出自葛康俞之手,并由他亲自錾刻于墓碑之上。

  值得一说的是,葛康俞不仅与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有亲戚关系,还是安庆另一著名人物邓石如的六世外孙。葛康俞的祖父葛振元有两个儿子葛温仲和葛循叔,兄弟俩分别娶邓绳侯长女和小女为妻。邓绳侯何许人?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嫡孙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邓绳侯任教育司长。他除有两个女儿外,还有邓仲纯、邓以蛰、邓季宣三个儿子。其长女嫁给葛温仲,而葛温仲正是葛康俞的父亲。这就是说,葛康俞与邓氏三兄弟是非常亲近的郎舅关系,而邓以蛰(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则是葛康俞的表兄弟。

  梳理《据几曾看》作者葛康俞的家庭背景,我们看到文化古城安庆的三大家族——陈氏、邓氏、葛氏,是这样紧密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身于这样的大家庭,葛康俞可谓家学渊源有自!

  三、内容和价值

  葛康俞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抗战军兴,予避地入蜀。寒乡之人,无复可睹文教也。因念昔日据几欣对之乐,寤寐交心,恨不奋飞。顾北定未可期,而岁月多迈,甚至影响泯没,但于悒也。况难中无以给晨夕,且间日笔数百字,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用识过眼因缘,以慰它时惜念耳。”

  由此可知,葛康俞撰《据几曾看》,主要是“因念昔日据几欣对之乐”,“略记平生清赏”。该书著录和品评中国古代书画一百九十九件,上起西汉,下逮晚清,多为传世经典名作。葛康俞幼承庭训,对书画欣赏尤为爱好。《据几曾看》中有《邓完白公隶书联》一篇,记叙他童年在父亲指导下观赏外公邓石如书法对联的情景:

  纸本,文曰“寻孔颜乐处,为羲皇上人”。联向为余家藏,今不知流转何处矣。念余龀龄,已知爱赏。先府君以病居乡,萧斋小园,朝日照几案,轻易不次张此联于壁间。坐其膝下观之,指教联中文字,讲说先朝,因知余有是奇外公也。余小人虔敬而已。入夜家人传灯来,吾父却之,诚恐烟煤渝纸色也。明日早学回,观之,吾父收卷书橱中矣。

  葛康俞自幼受此熏陶,加上本人精于绘事,擅长法书,于书画创作多切身体会(从本文所附插图足可见出),更具深厚文史知识和艺术修养,故其著录和品评皆切实且颇具卓见。不论是梳理源流、辨析真伪,还是探讨技法、阐发画理,都言之凿凿,持之有故,常发人所未发,多有开人眼界之说。因此,尽管从体例看,该书内容或长或短,近似名迹题跋,属著录类撰述,但其意义和价值,实远胜一般同类著作。简略说来,以下几点尤显该著特色。

  其一,著录品题,多有妙语,状古人名迹如在目前,读来悦心明智。该书谈及每一名作,必寻其来龙去脉,记其丘壑布置,叙其用笔用墨之法,探作者匠心及得失,阐幽发微,多给人以启迪。如谈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卷》,葛康俞写道:“约为元人摹本。随卷随展,长至数丈。高江急峡,水陆盘错,其间屋宇人物,安置奇险。笔墨之神,固沉著痛快。观其天被山欺,水求石纵,侧目颠危。亦犹隐居放言,可当处士横议。吾舅氏邓以蛰以艺史称之,拟于诗史,岂不然哉。”寥寥数语,不仅生动呈现画面壮阔险峻景象,还点出该作约为元人摹本,因描摹真实,具有“艺史”功能。再如谈宋代王诜名作《梦瀛山图卷》:“绢本,小横卷,《宣和画谱》著录。此卷山头宗李成,落墨法唐人。空钩以青绿填染,复用重色细皴,后来赵伯驹、伯骕、钱选皆师此法。图中屋舍窗牖墙垣,以轻粉飞上,清新之最,况复深雅……”此段要言不烦,句句击中要害,既追源溯流,交待画法继承关系,又条陈用笔用墨用色之法,非深入画史并对绘事有切实体悟者绝难做到。

  其二,或由点及面,或由面及点,纵横捭阖,说理透彻。作者品题书画,多半并非就事论事,就具体作品谈具体作品,而是善于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中解说画理、画史和作品特色,彰显了深厚的画论修养。如《恽寿平山水题识合册》一篇,从“工夫”与“天然”的关系说起,指出:“工夫、天然两者,书画家所欲致者此也。以画之第一义气韵生动言之,气韵出于天然,生动极在工夫。故曰气韵必自生知,非学而可几及。是工夫非存其天然不为功,天然汨没于工夫之转俗也。”他以吴道子为例解释道:“道元之画,南宋以后无复为士人所关心,而流为匠作矣。士人之绝弃工夫,正以穷极工夫,殆无所损益于画事之极致也。……所以汨没于习俗者,自内之不充而放于艺,徒功力之唯驰骋焉而。故众工之事,其于功力日积精湛,非不生动而气韵索然。”对“工夫”与“天然”的关系作了这番辨析后,作者话锋一转:“恽南田之画妙于天然,此册纸本小页,遍仿宋元诸家而非用功之物,未可衡量功力置石谷之下也。南田自谓山水耻为天下第二手,乃专花卉,后人惑之,故为说。”这里既探讨了功力与天然的辩证关系,又解答了恽南田绘画偏向天然,以及后期何以专攻花卉的缘由,可谓语语中的,鉴赏精到。

  其三,知识广博,左右逢源,考索严谨,多有新见。董源《龙宿郊民图》乃画史名作,董其昌题跋认定该画绘宋艺祖下江南,臣民郊里以迎,表现以劳王师之意,所以叫此画名。葛康俞觉得“证之画中景物,无不抵触也”。他以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将该画著录为“龙绣交鸣图”为线索,从明人陈继儒《太平清话》言“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悟出“龙宿郊民”系“笼袖骄民”传声之伪,所绘乃一时之游乐,故此画原名应为“笼袖骄民图”。如此评鉴,旁征博引,持之有故,释疑解惑,令人信服。再如《成回鼓琴图》一篇,描述该画“小笔含蓄,松筠琴鹤,五彩绚缦,怡悦性情之作也。气味芝兰,同于子久,无功力操持,但美在天真”。画上有楷书题诗云:“海天空阔九臯深,飞下松阴听鼓琴。明月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葛康俞指出:“曼殊和尚亦有松下鼓琴图,即以此诗题画端。后人误为和尚之作,入苏曼殊集中,不知实成回诗也。余今为之订正。”如此品题,直指学界弊误,醒人耳目,足显珍贵。类似辨正纠谬之论,《据几曾看》中时有所见,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编辑:单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