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其中，对日本汉诗的关注与研究，更是成为研究者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视野从域内转向海外后的重要指向。

　　在这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研究领域中，肖瑞峰的研究特色与研究成就，被学界所关注。他曾两次赴日本富山大学和九州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并在1992年撰写出版了《日本汉诗发展史》，对此，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博曾欣喜地指出：“这一划时代的成绩对中日两国的汉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20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日本汉诗的关注热情有增无减，成绩斐然。先后呈现给学界的，既有对日本汉诗译介的成果，如李寅生的《日本汉诗精品赏析》，更有多角度研究日本汉诗的论著，如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蔡毅的《日本汉诗论稿》、吴雨平的《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等。难能可贵的是，继肖瑞峰推出《日本汉诗发展史》这部拓荒之作后，2012年他又向学界贡献了一本《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首先，该书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独特文学史观。众所周知，日本汉诗是日本人运用中国古诗形式所创作的诗歌，起源于天智天皇时代（公元668年至公元671年），其皇子大友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汉诗作者。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编订于公元751年。1300多年来，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这些诗歌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

　　如果说，肖瑞峰的《日本汉诗发展史》作为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汉诗史，是以日本汉诗本身的发展历程为研究重心的话，那么，《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则是以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为研究视角。这一视角的变化，体现了作者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那就是将衍生、演变于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的海外汉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分支，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范畴。正是因为持有这样的文学史观，该书以宏通的视野考察了覆盖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全方位展示了中国文化东渐的渠道与方式，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衍生的历史原因，并细致入微地辨析了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清晰地勾勒出其盛衰起伏、递嬗演变的轨迹。

　　其次，研究方法上，该书融史实考辨与理论思辨于一体。为了系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史实及其意义，肖瑞峰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汉诗的影响以及日本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师法与变革。

　　举例来说，该书第三章“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拟与师法”中，分“作家篇”和“地域篇”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作家篇”中，细致地梳理了日本平安朝时期诗人奉白居易及《白氏文集》为楷模的实例，列举了模仿白居易《卖炭翁》的日本汉诗：三宫的《见卖炭妇》、藤原敦光的《卖炭翁》等。在对相关史实作细致考辨的基础上，作者又对这些现象作了客观的评价，认为模仿白诗的作品，丰富多样，有效其风格者，有袭其辞句者，有蹈其意旨者，有摹其情境者，还有鉴其章法技巧者。这些尝试为白诗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点明了它们的不足之处，即不同程度地神化白居易，且在白诗的影响下，平安朝诗人的作品出现了言繁语冗的弊端。

　　可见，在具体论述日本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师法与变革的过程中，作者既立足史实，又客观评析这些史实，体现了作者严于考辨、善于思辨的研究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肖瑞峰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一书，是对其早年《日本汉诗发展史》的提升与突破，进一步将海外汉诗研究纳入到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有助于人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为撰写一部能横贯与涵盖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汉文学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