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任鸣 

　　北京人艺年度大戏《甲子园》首轮演出日前在京华丽落幕。“五世同堂”、26场演出、观众24697人次、票房总数826万余元……该剧不仅将北京人艺六十年院庆推上了一个新高潮，而且创造了一个个属于北京人艺，更属于中国话剧的演出记录，为中国当代话剧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作为这一戏剧事件的参与者、创造者之一，执著坚守话剧舞台30年的任鸣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幸与人艺五代艺术家合作，并且得到了那么多老表演艺术家的鼎力支持，但他又是压力最大的，无数人都在注视着人艺这台“甲子大餐”的品质和特色。演出结束，当观众把最热情的掌声和赞扬声全部献给舞台上的老艺术家和这台大戏的创造者，我们也在探寻“甲子”背后的答案。

　　徐健：您如何评价自己在《甲子园》中的表现？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效果是否实现了您最初的导演构思？ 

　　　任鸣：《甲子园》基本上实现了我的导演构思。最初在做这台戏的时候，我就有明确的定位，作品中一定是有人艺风格、人艺精神，同时也要展现其作为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艺术面貌。当然，现实主义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要有创新的部分。《甲子园》结尾的小女孩就极富象征意蕴，超越了现实生活本身。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相融合的作品。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如何将这部戏呈现在舞台上。我希望在里面传达出意境、诗意，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东西。剧作虽然讲述的是老年题材，但它的核心依然是人性，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和爱。现实作品必然要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现实矛盾。我在阅读剧本时，从中挖掘了五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建筑的关系、人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五个关系在剧中交叉、相互影响，使得该剧不同于我以往创作的任何一部作品，也为我的导演处理预留了新的空间。

　　徐健：《甲子园》“五代同堂”，可以看作是北京人艺薪火相传的力作。在您眼中，北京人艺的传统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去面对的？ 

　　任鸣：北京人艺传统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人艺精神，这在《甲子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朱琳90岁、郑榕88岁、蓝天野86岁、朱旭82岁、吕中72岁、徐秀林72岁，这么多老艺术家为了共同的艺术理想，为了北京人艺的艺术血脉得以传承而再次登上舞台，他们用行动深刻诠释了“戏比天大”这句话的精神力量，展示了他们对戏剧矢志不渝的追求。二是人艺风格，即北京人艺一贯追求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现实主义的话剧传统。同时，它还注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时刻保持艺术创造的生命力。

　　科学的创新很明显，文化的进步却是积累的过程。它不是飞跃式的，而是艰辛的、缓慢的、逐步推进的。艺术上的坚守很难，需要一种埋头苦干的定力。很久以来，我总是有一种“人在，阵地在”的情结和精神，思想深处总存在为北京人艺尽忠的思想和情感，想做人艺这块艺术高地的守望者。而继承人艺风格，发扬人艺精神，是我坚守的核心所在。艺术创作上，我始终坚持两个原则：坚持人艺风格和坚持现实主义。人艺风格是人艺戏剧之根，守住人艺风格，就守住了人艺戏剧之根；根是不能断的，断了就没了，就找不回来了。

　　徐健：在北京人艺这样一个有着丰厚艺术积淀的剧院，继承与创新的每一步都需要十分的谨慎。对于创新，您是如何理解的？您如何看待创新与坚守人艺风格之间的关系？ 

　　任鸣：创新是一个既好听又华丽的词语，它对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是充满诱惑的。真正的创新其实是非常难的，它必须有本质上的突破。在我近些年的创作中，我一直在寻找如何发展现实主义的道路。现实主义一定要发展，不能保守。用民族的方式、戏曲的方式、现代的观念，应该吸收各种东西，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中，使其具有生命力，不断有新的元素和创造。有评论说我近些年在戏剧美学上走得最成功的就是《我们的荆轲》。大家都不相信这是任鸣导的。该剧虽然也是讲古代的事情，但却与《虎符》、《蔡文姬》、《李白》在美学追求、戏剧境界上完全不同。北京人艺之前的话剧创作一直在走两条路，一条是《茶馆》的现实主义，一条是《蔡文姬》的话剧民族化。我是两条路都在走，但是我又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我们的荆轲》就在民族化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北街南院》和《甲子园》又在现实主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

　　我的创造是有遵循的，我承认焦菊隐创立的演剧学派，我认为他创立的这条路是对的，它既是科学的又是创新的。我希望做人艺的继承者和守望者。北京人艺不是商业剧院，不是荒诞派剧院，不是喜剧剧院，是一个现实主义剧院，而且是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最好的剧院。艺术应该提倡多元化，但是在一个“家”里不应该过分强调多元，而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说得形象一点，你不能在全聚德的饭馆里，既加进东来顺的涮肉，又增添川菜、鲁菜、粤菜、湘菜等多个菜系，搞一个饭桌上的大杂烩，这样就没有全聚德的风格了。这不是有特色的饭馆，而是杂货铺。

　　徐健：坚守有时候很难，特别是当面对市场的残酷考验时，有时候票房往往就成为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标准。 

　　任鸣：不要以票房论英雄。任何时候，北京人艺都应该按照艺术规律创作，因为真正的艺术是来不得半点投机和附庸的。好戏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你无法用一个亿创造出一个《雷雨》，也不能用3个亿砸出一个《茶馆》。老舍、曹禺、焦菊隐，是用多少金钱都创造不出来的，就像你无法人工培育出一个曹雪芹写出一部《红楼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