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风吹动他们怀揣着梦想去远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架桥铺路盖高楼，做着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们是撑起中国城市的铜臂铁肩。中国文学不应该忽视他们。  

　　　　农民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关注中国人民，关注我们自己。尽管当下农民工题材的创作已经小有成绩，也有很多农民工投入文学创作，但是文学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依旧不够，有待加强对“历史这一重要方面”的认识，对农民工的文艺表现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一个农民工的命运是相似的，所经历的人生却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体验，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会有绽放光彩的诗篇。  

　　“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诗歌的王国里崛起/他们写着诗，打着工/他们打着工，写着诗/打工诗人——/便是他们独特的称谓……”这是诗人刘迅甫的诗篇《农民工之歌》中所写到的。“打工诗人”、“农民作家”等类似概念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不过，这个群体却是存在的，且日益庞大，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如何更好地表现农民工这一群体？10月25日，在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刘迅甫纪实诗报告《农民工之歌》座谈会上，何建明、梁鸿鹰、黄传会、李炳银、王巨才、郑伯农、艾克拜尔·米吉提、周明、葛笑政、张同吾、叶延滨、何西来、曾凡华、朱先树、李一信等四十余位知名评论家及文艺界人士齐聚一堂，他们对农民工诗歌的探讨或许会给当下诗歌创作提供几点启发。

　　一方面，诗歌要写什么？李炳银指出，很多诗人自说自话，在个人情感、情绪当中漫游，笔下所写与社会和他人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说：“如果一个诗人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都不太关注的时候，不管出多少诗集，我觉得他都是多余的。”这个观点或许稍有偏颇，但是纵观自《诗经》以来的诗歌史，大多数都是在写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现实，当时的生活，抒发的情感不是轻飘飘地随风而散的肥皂泡，而是深深扎根于大地、自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叶延滨说，很多诗往往记录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瞬间。何西来说，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世界的胸怀和格局，但是我们必须得立足于这一块热土，立足于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的命运。

　　诗歌记录时代，来自民众，立足现实，自然不应该忽略掉农民工这一占据两亿多人数的庞大群体。恰如刘茵、郑伯农、黄传会等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正是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产生了农民工的群体，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风吹动他们怀揣着梦想去远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架桥铺路盖高楼，做着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们是撑起中国城市的铜臂铁肩。中国文学不应该忽视他们。郑伯农指出，如果说我们这些年生活的大变化、生产的大发展，农民工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的，所以书写农民工也非常必要，“如果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历史就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梁鸿鹰、丁临一等评论家也强调：农民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关注中国人民，关注我们自己。尽管当下农民工题材的创作已经小有成绩，也有很多农民工投入文学创作，但是文学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依旧不够，有待加强对“历史这一重要方面”的认识，对农民工的文艺表现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另一方面，诗歌为谁写，写给谁？白居易写诗时，写完读给洗衣妇听，为的是让自己的书写对象、让自己的读者能够听得懂自己的诗。当代作家也大都秉持着为人民放歌的品格，然而其中也不乏忘记了为谁而写作的人，如同叶延滨所指出的，中国出了很多优秀诗人，这些优秀诗人也确实写了很多优秀诗篇，但是在专家给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诗人们和读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隔阂，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交流的障碍，“我们应该强调一条，诗人在创作和创新过程中，不要忘记了要为读者写作”。他也指出，很多诗人为评论家写作，忘记了自己的最终使命是为读者写作。何西来也说道，当我们开掘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诗是写给广大民众看的，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民众的命运统一起来，铸造在一起，才能写出好的感动人的诗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李炳银给出答案：最有价值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而是对弱者的悲悯，而刘迅甫这样的诗人的诗最有价值的也正在于对农民工的悲悯，“哪怕他改变不了农民工的命运，但他悲悯了，把自己真实的情感传达给农民工，这种情感关注与人文关怀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写作姿态面向现实，为农民工而歌，刘迅甫的诗歌创作赢得了在场所有评论家的一致赞誉。此外，文体也成为此次座谈会的争议点之一。刘迅甫的《农民工之歌》是由30首短诗组成的组诗，命名为“纪实诗报告”。刘茵等评论家指出，现在一些文体使用比较混乱，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界限模糊，应该有所界定。有人认为刘迅甫的这组诗属于报告文学，也有人认为它们是诗歌，只是用了纪实的手法，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组抒情诗，如何西来认为它不以讲故事为目的，没有开端、高潮、结局等叙事诗要素，应该称为组诗而不是报告。不过，相对于真挚的情感，体裁、写作方式或许没那么重要，正如葛笑郑所指出的，只要适合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也容易被读者接受就可以了，至于叫“诗报告”还是什么，并不重要。

　　刘迅甫说，我在黄土地上出生，在田野里长大，做过农民，做过农民工，对农民工的追求、向往、喜怒哀乐有着深刻的体验，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笔代表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发出农民工的声音，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他也说到，唐诗宋词不是不可以超越的，关键在于我们写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要把传统语言转换成现代的表达方式。他瞄准了这个时代里的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就像郑伯农所分析的，他的作品里不回避农民工命运里坎坷的一面，他写早谢的花蕾，一些小孩到城里打工，因为在一些污染很严重的行业工作而早逝，也写留守在乡村的小孩，他们上学是如此之难，写留守在乡村的老头、老太太怎么样在支撑局面，也写农民工的各种酸甜苦辣，他们刚开始不被人理解，被人歧视，慢慢的有了改变。这也告诉我们，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一个农民工的命运是相似的，所经历的人生却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体验，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会有绽放光彩的诗篇。

　　农民工的现状却是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思路，也考验着我们作家的能力和良心，梁鸿鹰这样说。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作家的目光投向农民工，关注他们为这个时代所作出的奉献与承担的酸甜苦辣，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