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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农民工放歌

时间:2012年10月3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何瑞涓

   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风吹动他们怀揣着梦想去远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架桥铺路盖高楼,做着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们是撑起中国城市的铜臂铁肩。中国文学不应该忽视他们。  

    农民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关注中国人民,关注我们自己。尽管当下农民工题材的创作已经小有成绩,也有很多农民工投入文学创作,但是文学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依旧不够,有待加强对“历史这一重要方面”的认识,对农民工的文艺表现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一个农民工的命运是相似的,所经历的人生却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体验,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会有绽放光彩的诗篇。  

  “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诗歌的王国里崛起/他们写着诗,打着工/他们打着工,写着诗/打工诗人——/便是他们独特的称谓……”这是诗人刘迅甫的诗篇《农民工之歌》中所写到的。“打工诗人”、“农民作家”等类似概念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不过,这个群体却是存在的,且日益庞大,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如何更好地表现农民工这一群体?10月25日,在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刘迅甫纪实诗报告《农民工之歌》座谈会上,何建明、梁鸿鹰、黄传会、李炳银、王巨才、郑伯农、艾克拜尔·米吉提、周明、葛笑政、张同吾、叶延滨、何西来、曾凡华、朱先树、李一信等四十余位知名评论家及文艺界人士齐聚一堂,他们对农民工诗歌的探讨或许会给当下诗歌创作提供几点启发。

  一方面,诗歌要写什么?李炳银指出,很多诗人自说自话,在个人情感、情绪当中漫游,笔下所写与社会和他人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说:“如果一个诗人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都不太关注的时候,不管出多少诗集,我觉得他都是多余的。”这个观点或许稍有偏颇,但是纵观自《诗经》以来的诗歌史,大多数都是在写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现实,当时的生活,抒发的情感不是轻飘飘地随风而散的肥皂泡,而是深深扎根于大地、自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叶延滨说,很多诗往往记录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瞬间。何西来说,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世界的胸怀和格局,但是我们必须得立足于这一块热土,立足于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的命运。

  诗歌记录时代,来自民众,立足现实,自然不应该忽略掉农民工这一占据两亿多人数的庞大群体。恰如刘茵、郑伯农、黄传会等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正是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产生了农民工的群体,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风吹动他们怀揣着梦想去远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架桥铺路盖高楼,做着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们是撑起中国城市的铜臂铁肩。中国文学不应该忽视他们。郑伯农指出,如果说我们这些年生活的大变化、生产的大发展,农民工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的,所以书写农民工也非常必要,“如果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历史就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梁鸿鹰、丁临一等评论家也强调:农民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农民工,实际上就是关注中国人民,关注我们自己。尽管当下农民工题材的创作已经小有成绩,也有很多农民工投入文学创作,但是文学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依旧不够,有待加强对“历史这一重要方面”的认识,对农民工的文艺表现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另一方面,诗歌为谁写,写给谁?白居易写诗时,写完读给洗衣妇听,为的是让自己的书写对象、让自己的读者能够听得懂自己的诗。当代作家也大都秉持着为人民放歌的品格,然而其中也不乏忘记了为谁而写作的人,如同叶延滨所指出的,中国出了很多优秀诗人,这些优秀诗人也确实写了很多优秀诗篇,但是在专家给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诗人们和读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隔阂,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交流的障碍,“我们应该强调一条,诗人在创作和创新过程中,不要忘记了要为读者写作”。他也指出,很多诗人为评论家写作,忘记了自己的最终使命是为读者写作。何西来也说道,当我们开掘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诗是写给广大民众看的,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民众的命运统一起来,铸造在一起,才能写出好的感动人的诗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李炳银给出答案:最有价值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而是对弱者的悲悯,而刘迅甫这样的诗人的诗最有价值的也正在于对农民工的悲悯,“哪怕他改变不了农民工的命运,但他悲悯了,把自己真实的情感传达给农民工,这种情感关注与人文关怀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写作姿态面向现实,为农民工而歌,刘迅甫的诗歌创作赢得了在场所有评论家的一致赞誉。此外,文体也成为此次座谈会的争议点之一。刘迅甫的《农民工之歌》是由30首短诗组成的组诗,命名为“纪实诗报告”。刘茵等评论家指出,现在一些文体使用比较混乱,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界限模糊,应该有所界定。有人认为刘迅甫的这组诗属于报告文学,也有人认为它们是诗歌,只是用了纪实的手法,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组抒情诗,如何西来认为它不以讲故事为目的,没有开端、高潮、结局等叙事诗要素,应该称为组诗而不是报告。不过,相对于真挚的情感,体裁、写作方式或许没那么重要,正如葛笑郑所指出的,只要适合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也容易被读者接受就可以了,至于叫“诗报告”还是什么,并不重要。

  刘迅甫说,我在黄土地上出生,在田野里长大,做过农民,做过农民工,对农民工的追求、向往、喜怒哀乐有着深刻的体验,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笔代表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发出农民工的声音,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他也说到,唐诗宋词不是不可以超越的,关键在于我们写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都没有经历过的,我们要把传统语言转换成现代的表达方式。他瞄准了这个时代里的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就像郑伯农所分析的,他的作品里不回避农民工命运里坎坷的一面,他写早谢的花蕾,一些小孩到城里打工,因为在一些污染很严重的行业工作而早逝,也写留守在乡村的小孩,他们上学是如此之难,写留守在乡村的老头、老太太怎么样在支撑局面,也写农民工的各种酸甜苦辣,他们刚开始不被人理解,被人歧视,慢慢的有了改变。这也告诉我们,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每一个农民工的命运是相似的,所经历的人生却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体验,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会有绽放光彩的诗篇。

  农民工的现状却是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思路,也考验着我们作家的能力和良心,梁鸿鹰这样说。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作家的目光投向农民工,关注他们为这个时代所作出的奉献与承担的酸甜苦辣,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