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一一聊起他的著作，每提到一种书，先生便找出让我看。让我称奇的是，先生家中的书堆积如山，但他总能很快地从书架上或书堆里找出来。 

　　在为《长城》古诗词做注释时，我还选编了百余首关于长城的古诗词，加以注释、解说，基本成一书稿的模样，罗先生知悉后，十分高兴，曾对我说“我来推荐出版社”，并表示乐意为之题签、作序。 

　　在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中，岁月，也不过只是一个选项。我个人有种感觉，就是老一代学者身上，还葆有传统“士人”的气节。 

　　2012年5月15日，从媒体上看到罗哲文逝世的消息时，我几乎难以置信，想罗先生身体那样健康，到茶寿也不成问题。其实，春节过后就一直想去看望先生，聆听教诲，可每每想到他书房中络绎不绝的访客，还有那接不完的电话，就心生退意，不忍心再去添乱。而如今，这种念头也要画上终止符了。

　　我与罗先生的结缘，完全是由于先生的两本大作——《中国古塔》和《长城》。早在1991年，我就拥有了一册《中国古塔》，不时翻翻，对中国古建筑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也因此喜欢上这门国粹。之后的许多年中，此书便一直陪伴我，随我漂荡东西。那时，对我而言，罗先生的名字如在云端，只有仰止的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见到罗先生，并且成为忘年之交。2004年6月10日，“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清华主楼召开，罗先生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学生与会，我得以一睹先生尊容。之后，由于我越来越喜欢中国建筑文化，便萌生出一个念头，希望先生能授权二书修订再版。2006年元月11日，在几经电话联系后，先生终于得闲，应允我前往家中一见。因电话中通过几次话，又常在电视中见到先生，所以，初见罗先生也没有什么陌生感。罗先生言语温和，笑容可掬，更觉亲切。我与先生一一聊起他的著作，每提到一种书，先生便找出让我看。让我称奇的是，先生家中的书堆积如山，但他总能很快地从书架上或书堆里找出来。我征询是以“文集”的方式出，还是以单行本出，先生沉思一会儿，说还是以“建筑文化丛书”出为好，并决定先出《长城》《中国古塔》等。我给先生带去了有关梁思成及有关清华校史的几种书，先生赠送我六七种自己的著作，并一一签名，我自是如获至宝，欢喜异常。

　　罗先生整天奔波各地，忙于古建保护工作，书稿的修订进展并不快，并不太多的修订补充，罗先生用了三四个月时间。2006年4月30日，那是“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天，我到先生府上取书稿，先生刚从四川“重走梁思成路”归来，谈到赴李庄的感受，淡淡的言语中也透出一种深情。罗先生从李庄走上古建筑研究之路，李庄对罗先生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说话中间，先生赠我一册《图说李庄》，并认真地签下大名、日期。罗先生还提到，再过几天就要外出考察大运河，为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做准备，我暗自折服于先生的这种执著。说到《长城》一书的修订，因书中有不少古诗词，先生知道我是学古代文学的，便征询我可否将其中的古诗文做个注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此书、了解长城文化。我自然乐意为之。遵先生之意，我用了一段时间完成此事，因为这一点工作，罗先生还郑重提议，要我也在封面上与先生一起署名，我深知这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介绍长城的权威著作，如何敢附骥尾，坚辞不从，只请先生在《出版说明》中稍加说明，以示文责自负。2008年3月，《长城》修订本出版，为了纪念与先生的这段书缘，我特意做了五册毛边本，与先生分享。《长城》出版一段时间后，罗先生还曾专门致信于我，告诉我增加古诗词注释为本书“增色不少”，同时，希望重印时补上金山岭长城和司马台长城两处重要地段。信中，先生还希望我也能为《中国古塔》中的古诗文加以注释。遗憾的是，《中国古塔》的修订，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完成，只能留待来日了。

　　罗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年过八旬还奔赴祖国各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奔波中度过。去先生家中拜访，我发现，隔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一个电话，来往的客人也可谓前脚接后脚，谈的基本都不离文化遗产保护这个主题，而先生也总是耐心地一一接待、解答。2006年，先生还与几位同样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为运河的申遗工作而奔波，横跨数省。罗先生对祖国文化的珍爱，对事业的忠诚，颇让人动容。

　　罗先生是古建筑界的权威，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也算得上是不小的“官”了，但先生朴素、谦和、待人诚恳，没有半点骄人之气。先生住在北三环边的一个居民区里，楼房已显老旧，第一次去先生家中时，很惊讶，像罗先生这样一生与建筑打交道的大学者，住房如此简朴，室内地面还是水泥地面，屋子里堆满了书，连过道也没有放过，靠墙一边书过人顶，仅留一条窄窄的通道，与图书馆无异，足见主人的趣味所在。

　　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和栽培，也让我印象颇深。每次到先生家中，总会见到有人来请先生帮各种各样的忙，而先生总是乐呵呵地尽其所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注意到罗先生的不少著作是与别人一起署名的，我想这更多是为了提携后学吧。在为《长城》古诗词做注释时，我还选编了百余首关于长城的古诗词，加以注释、解说，基本成一书稿的模样，罗先生知悉后，十分高兴，曾对我说“我来推荐出版社”，并表示乐意为之题签、作序。然而，由于我的懒惰，没有对书稿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也就没有敢公之于众。罗先生还与我谈过大运河，谈过对隋炀帝的评价，建议我做些工作，对我的专业研究也不无启发。

　　我个人的专业与古建筑基本不搭界，但先生给我讲古建筑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认为它们是相通的，并建议我对此下点工夫。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作过一个发言，题目就是《文物古迹也是“有形有神”、“有声有韵”》，见解独到，十分精彩。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为此致信罗先生，对先生这一观点表示认同。罗先生曾将自己的发言稿送我一份，连同孙部长的信，也一并复印供我参考。现在想来，先生是提前把这些文件复印好的，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非兴之所至。惭愧的是，由于俗务缠身，我一直未能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然而我并不曾忘记先生的这一嘱托。

　　我接触过一些老辈的学者，他们大多谦和有加，待人注意礼数，无论长幼，而相反，却颇有一些所谓的中青年学者，自以为是，满身骄气，感觉不到半点文人的斯文。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是本性使然，岁月使然，抑或是时代使然？

　　看来，在一个人的修炼过程中，岁月，也不过只是一个选项。我个人有种感觉，就是老一代学者身上，还葆有传统“士人”的气节，有士人风范，尽管他们也经历过各种政治风浪，但传统文化打下的底色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那天去八宝山送别罗先生回来，即想动笔写点什么，但刚开了个头，不意中间出了几档子事，尤其是恩师董治安先生也不幸遽归道山，悲伤不已，心难平复，耽搁至今。想人到中年，竟会时见自己尊敬的师长零落而去，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