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人生记忆力，不包括书本知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记忆力，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的庞杂而精细、丰饶而准确的保存、追忆与复现。而且，这都并非刻意为之，它是无意识、下意识的，自然天成的，就像生命密码一样，储入大脑皱褶最深处，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那想象力对一个小说家又有何意义？一是任何想象都离不开现实生活（记忆）的基础，它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延展和飞腾，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重现记忆的过程也就是想象的过程。

　　在我有关文艺理论、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的种种学习记忆中，人们似乎普遍认同，成就一个优秀小说家，大致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要素：苦难的童年遭际、传奇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情感世界；深刻的思想力、敏锐的观察力、飞扬的想象力、精到的表现力，甚至敏感、忧郁、多情、自恋的个性与气质，等等。支撑这些理论的例子信手拈来，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当然，我不是不信，我也认为他们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理。我只是想有一点小小的补充，即再加上一点：一个小说家的人生记忆力。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人生记忆力，不包括书本知识。譬如先秦散文过目能诵，唐宋诗词倒背如流；外国小说经典细节如数家珍，警句格言张口就来，概念名词滚瓜烂熟……这些对一个博导、一个学问家也许是必须的，对一个优秀小说家也是需要的，至少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最重要的。以我看来，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记忆力，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的庞杂而精细、丰饶而准确的保存、追忆与复现。譬如某一个人物的形象、神情、动作、言语；某一个场景的概貌、色彩、线条、光影；某一个事件的缘起、始末、关键与细节；某一种情感的发生、发酵、积累和引爆，乃至一种过电般的感觉，一丝温馨的气息，一缕酥痒的微风，等等。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历历在目，怦然动心，灵魂出窍，仿如昨日，刻骨铭心。而且，这都并非刻意为之，它是无意识、下意识的，自然天成的，就像生命密码一样，储入大脑皱褶最深处，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一调动、一激发，就如万斛泉水，奔泻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确实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生活首先不是大时代、大转捩、大跌宕、大事件，它首先是个人的际遇和命运，而个人感受又总是由绵密、细致、柔婉、丰满的生命和生活之流所组成。有了这个，时代、事件才是立体真实的和鲜活可感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小说家是否具有超常的人生经验记忆力是关系到这个作家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譬如多年以来，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到中期的《生死疲劳》、《十三炮》直至晚近的《蛙》等等，始终有一点让我深深折服并且自叹弗如的就是他对童少年时期乡村生活丰繁、全面、深刻、精准的记忆。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秉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生记忆力。

　　人们常常在说到才力不逮的时候好用一句话：胸中有而笔下无。然而我却怀疑，其实是胸中也无，然后才是笔下无，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自我检测儿童直至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经历（尤其是细节）究竟还记得多少，搜寻记忆的结果总是令人沮丧。其实这也是导致我最终放弃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写作资源严重匮乏。综观一些经典名著，如《战争与和平》中对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情境（包括那棵著名的老橡树）的逼真描写；《静静的顿河》中对顿河风光和哥萨克民俗的有力展示；《追忆似水年华》对一个人独处的孤寂的深刻感受；《弗兰德公路》中对战争尤其是溃败场景的浓墨重彩；更遑论《红楼梦》对大观园妙龄芳心之男女，钟鸣鼎食之生活，池塘青草之情感的繁复、华丽、堂皇、细腻、不胜其详、不厌其烦的全息呈现，都让人真切地看到了作者的影子并为其超常的记忆力所折服。

　　引发我以上一大篇关于人生记忆力问题的感想乃缘起于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2年入围之方如小说集《看大王》作序。方如今年乃“三进宫”，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跟方如的小说风格有关。在初审意见中我写道：部分同意推荐人的意见。我认为方如像极了2000年度的王静怡：“淡淡地咀嚼人生的滋味”——进入了一种人淡如菊，我心悠然的境地……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一颗平常心，从平平淡淡之中发现了世俗生活里的情趣与诗意，照亮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咀嚼出了人生的滋味，传达出了人生的真谛。正因为有了一颗平常心，才保证了观察生活的目光的澄澈与透明，艺术感受力的敏锐与纯正，叙述语言的从容与干净。从而，使她的小说整个地具有了一种清茶的品格与气质：温馨、淡雅、清正、平和。

　　以上寥寥数语来评价方如，庶几相当。正如我所同意的推荐人（吴义勤、裘山山）的“部分意见”——“方如的小说，总是在不急不缓的讲述中，呈现出她对生活的感悟和认知。她从来不浮躁，不追逐时髦，其创作状态有一种难得的定力。我尤其喜欢她在叙述中流露出的那种情愫，那种淡淡的忧伤。”在这个评价维度上，我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一篇文章难作两遍。也正因为这“略同”和共识，使我面对12年后的又一个王静怡倒是下笔踯躅了。我总想避开大家都发现了而又与王“雷同”的特点，企图找出点新的亮点，说出点新的意思。终于，我在阅读方如中篇小说《过火的山林》时，有了一点新的发见。

　　按说，方如是一个体验型特征鲜明的小说家，她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个人经验的重现与敷衍，至少也以其作为背景或倒影。她的小说基本上是“回忆”吃饭，记忆的功夫或强项在其小说中一以贯之，早就应该被发现的呀。为什么到《过火的山林》才有所注意呢？这是因为：一、《过火的山林》在小说集中排到倒数第二，遭际较晚；二、更为重要的是《过火的山林》是方如小说中一个罕见的“重大题材”。讲述的是1987年那场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山火的有关故事。关键在于时间起点——1987。也就是说，那时的方如5岁左右，正是一个小孩子浑沌未开的懵懂时期（譬如我自己就对儿时的记忆一片空白），但方如的笔下，却呈现出了对山火的精细、缤纷的立体记忆——

　　“弥漫的烟气让眼前的一切看起来都影影绰绰的，陌生又恐怖，最恐怖的就是那一丛丛高大的松树，每一棵上面好像都高高低低漂浮着一大串大大小小的黄火球，它们怎么可以那么明亮，那么整齐、艳丽和诡异？而在那些灯笼背后，作为背景的天空则出现一片令人惊悚的火红，人、建筑还有树木的影子正夸张地在这片火红中晃动着，跳跃着，随着我惊惶的打量，一下子突然变得更加阴险切近起来，仿佛所有那些曾经安静地耸立在地面上的一切，正在此时拔地而起，正迅猛地、呼呼呼奔突着向我们追赶过来……”

　　如果说山火令人骇然，容易打下烙印的话，那么，她对随后不久展开的小学生活记忆又如何呢？让我们透过她的眼睛先看看这位“于老师”吧——

　　“而站在讲台上呢，她的笑则是变幻莫测的。把笑意憋在眼底，紧紧地抿住嘴巴，她直面坐在座位上指手划脚、信口开河的我们，来回踱着步，不时欣慰地微笑点头，或高深莫测地微笑着摇头，偶尔我们闹得太凶了，她便要板起脸来，‘嗯，无法无天了么？’她用鼻子轻轻地哼着。目光突然锐利了起来，一圈圈地扫视着我们，我们都怯怯地大眼儿瞪着小眼儿，心里急急地打起小鼓，然而只一会儿，当我们再抬头，就会发现她早在那儿弯着腰笑软了，此时的笑声会随着肩膀的抽动，被她筛糠一样筛出来……”

　　综上所引，足可以看出，方如是一个阅读人生大书过目不忘的记忆高手，她的写作，始终如牛反刍，将大脑沟回与皱褶里的记忆一点点如春蚕吐丝般抽出、整理、编织。这也造就或限制了她的体裁与风格，但也保障或保证了她的创作资源与前景。或问，记忆力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它仅仅是针对方如而言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它是普遍规律的话，那想象力对一个小说家又有何意义？

　　这是一个大问题，也许是一个理论专著的大题目。但往简单里说，最朴素地看，根据我青年时期几年小说创作的一己陋见，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任何想象都离不开现实生活（记忆）的基础，它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延展和飞腾，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无从发生也难以落地，即便口吐莲花说得天花乱坠，也不免成为沙海幻影和空中楼阁，让人从中读出一个“假”字。而判别这真实与虚假的参照就是现实。举一个想象的极端例子——孙悟空。不管他神通广大，八九七十二变，人们接受他、喜爱他的先决条件，并非是他的超现实的神性，而恰恰是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猴性和人性，离开了这种现实基础，孙悟空也将苍白无力。二是重现记忆的过程也就是想象的过程。首先，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哪些进入，哪些删除，哪些长期储存乃至发酵，这都已经潜在地经过了作者美学眼光的过滤与塑型；再到呈现时抓住特征，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加工放大，升华成为一种全新的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两句话：一、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二、一切成功的艺术都是即来源于生活，但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生动、更典型，因此也就更带普遍性。准此，则可以进一步推论，一个没有超越常人的人生（生活）记忆力的人，想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嘎嘎其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