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散见于各大报刊的诸多文章历数文艺批评的种种弊端，批评界也似乎意识到自身的贫困，但对此却常常表现出某种无力感。有人说，文艺在当代中国所呈现出的狂欢景观标示着民众文化心理的觉醒，但细一纠之却发现所谓狂欢，其间匮乏的恰恰是文化心理的真正解放。人们往往将娱乐视为狂欢，将盲从理解为释放，而批评的缺席则是此娱乐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如此现状不禁令人要疾呼，娱乐至上的时代，批评何为？批评是否可以像荷尔德林所形容的诗人一般，勇敢地让心灵行走在天地之间，心怀赤诚，追赶自由。

　　文艺批评应突围“圈子”，回归文本

　　鲁迅曾批评过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捧骂”现象，认为二者同样可以扼杀作家的创作，可谓是“捧杀”与“骂杀”。放眼当代批评界的“捧骂”文章，或许吸引了眼球，但却离真正的文本渐行渐远，障碍了读者的心灵。

　　“圈子批评”是当下批评界的症候之一，也是被质疑最多的一大批评病症。“圈子批评”可谓由来已久，鲁迅就曾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当代文艺界的所谓“圈子批评”恰恰令人怀疑的是“对与不对”这个核心问题。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文坛百花齐放，批评百家争鸣，当年的批评事件也都表现出“圈子批评”的诸多特征，一些作家、批评家为了某一作品而引起的争执在今天看来已成为文坛佳话。而他们，如鲁迅、茅盾、胡适、梁实秋等作家兼批评家对于创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被频繁引用，是今天批评文字的凿凿论据。而如今的“圈子批评”则更多表现出批评者立场的游移，这样的批评家“更沉稳”、“更老练”、“更中庸”，但也少了锐利、真诚与坚定。

　　“捧与骂”是“圈子批评”的重要表现。鲁迅曾批评过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捧骂”现象，认为二者同样可以扼杀作家的创作，可谓是“捧杀”与“骂杀”。尤其是“乱骂”与“乱捧”更是坏了文坛，凡此种种都需要批评家“在剪除恶草”同时，“还得灌溉佳花”。

　　放眼当代批评界的“捧骂”文章，或许吸引了眼球，但却离真正的文本渐行渐远，这无疑障碍了读者的心灵。文学界、影视界、书画界都存在此种弊端。因此，无原则的吹捧或恶意挤压的文艺批评不仅无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反而有害于她的生长。其结果都会损害文学艺术的品格，进而造成受众群体对文艺的疏离。

　　解决狭隘“圈子批评”的良策即在于细读并忠于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真诚解析。曾经，“快餐文化”屡受诟病，其实批评界自身也正滑向“快餐文化”的深潭之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文本的疏离。有些批评，尤其是在面对长篇文艺作品，比如长篇小说、影视剧等时，明显欠缺细读的功夫。文艺批评只有通过细读作品才可把握作者在其中是否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自由的灵魂以及哲学之思，是否真诚地关照世界或与历史对话。

　　可见，为了“去弊”，的确需要直面文本，而直面文本也常常是为了直面人的心灵，甚至直面生命本身。

　　文艺批评应谨慎“实用”，追问价值

　　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书评带着某些商业动机，真正解读作品价值并对读者起到导向、引导作用则难以落到实处。随着《英雄》《无极》等商业大片的兴起，越来越多冠以“影评”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媒体和网络。有些影评常常为了配合影片宣传而丧失了坚定的批评立场。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洗礼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在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此间，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既是学术界运用频繁的理论话语，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某种写照。尽管这一期间的文化仍然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形式得以呈现，但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位置，并以各种形式向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渗透。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艺术与批评中间更是弥漫着浓重的娱乐精神。“有用”、“有意义”常常成为衡量作品与批评的重要标准。“用”与“意义”在此也并非从心灵与审美出发，而经常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

　　实用理性是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即使是艺术与批评也常常表现出“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而文艺批评也多表现出工具理性的一面。近年来图书市场萎靡，为了提升书的销量，出版社与书商经常推出系列书评，促进销售。本来书评是应该把高质量图书的价值推荐给读者，对读者可以起到导引与启迪的作用。但在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书评带着某些商业动机。尽管从出版社经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尚可理解，但就书评的本质来说，真正解读作品价值并对读者起到导向、引导作用则难以落到实处。同样，影评也存在如上问题，影评和影评人在国内电影产业化发展之前，一直停留在学术领域，随着《英雄》《无极》等商业大片的兴起，越来越多冠以“影评”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媒体和网络。有些影评常常为了配合影片宣传而丧失了坚定的批评立场，影评与书评一样，为了提高票房而丢失了品格。书画艺术在当代进入了展览时期，而展览成功则意味着作品的市场价值将会得以攀升，书画家因此而可以获得功名。如此循环，功利的价值取向渐渐改变了部分书画家的心态，而有些书画评论也不由得丢失了曾有的风骨、以往的恬然。在书画深处寻求人生意义的向往，均被当代书法展览的利益诱惑所粉碎。

　　由此看来，艺术评论在娱乐时代越发表现出追求“实用”的工具理性目的，而价值理性则在名利参照下显得孱弱无力。曾经批评的功用被推崇为“照亮了以前的作品”，而今看来却难以完成如此承诺。因此，追问艺术作品的价值品格，探究其内在的精神性，重塑批评的创造力与阐释力，进而在读者与作品间架起一座通畅的桥梁是文艺批评的严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