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本近50万字的《文坛记忆》，它承载的绝不只是周明所亲历的中国文坛，它更多的是中国文人在这个时代的缩影。我一直以为，看一个作家的德行，一定要看他读什么书，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所写的作品是否能发掘事物的亮色。

　　在现当代中国作家中，名家、大家很多，尤其是对于活跃于上世纪的作家来说，他们的名字犹如天上的星辰一样，足以让今天的我们眼花缭乱。我很感慨于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作家、编辑，他们以群体的形式照亮了中国文坛。还好，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从昔日的文学青年到今天的报纸副刊编辑、记者，以至成长为作家、评论家，使我有很多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认识了一批知名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有相当多的人还成了忘年交。如在1983年秋天，我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参加了一个文学作品的征文活动。虽然没有得奖，但在颁奖时却意外见到了著名作家萧军先生。记得萧老为我签过名后，曾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写，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萧老的话让我很受鼓舞，似乎我很快就要成为作家了。

　　京城的名作家名编辑很多。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个人当中，周明不可或缺。周明系陕西周至人，1954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先后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此外，还兼任着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主要领导工作。可以说他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直接亲历者和见证者。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你会发现，所记录的只是作家的简介和代表作品，在这里既没有编辑的名字，也没有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者的名字。这显然是个遗憾，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人们习惯称编辑为园丁，把编辑工作视作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在这个为他人忙碌做嫁衣的无名英雄中，周明无疑是被人称道的一个。在我有限的二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中，诸如各种的会议、采风、颁奖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周明匆忙的身影。即使他不在的场合，也常听文学界的朋友提起他。当然，说的全都是关于他的好。黄宗英就曾经说：“我是被周明拉到报告文学写作队伍上来的。”

　　“周明确实是文学界难得的好人、善人。他从来不嫉妒人，总希望别人好。”老作家柳萌深有感触地对我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由于担任着报纸副刊编辑工作，这十几年中我主动向周明约写了二十几篇有关文坛往事的作品，特别是赶上配合大的事件时，我总是首先想到请周明写。如《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插柳不叫春知道》《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茅盾先生二三事》等。2011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的散文集《文坛记忆》，书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都与我有关。为此，周明在送我书中扉页上写道：“书中不少篇章系你的鞭策及催生而成，让我们共同记住这段历史。”是的，让我们共同记住这段历史，既是周明他眼里的文学史，也是我与周明的友谊往来史。

　　关于这本近50万字的《文坛记忆》，它承载的绝不只是周明所亲历的中国文坛，它更多的是中国文人在这个时代的缩影。我一直以为，看一个作家的德行，一定要看他读什么书，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所写的作品是否能发掘事物的亮色。写人记事，是现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比起那些文史类的分析型散文，我更看重叙事抒情散文。周明的人物散文很有特点，他始终把握大人物（名家）要通过小细节去描写这一理念，文字力求通俗晓畅，将情感融于文字的叙述中，让读者在润物细无声中得到思想与情感的共鸣。著名作家石英在评价周明散文时说过：像周明这种经历丰富的人，写人物散文是他最大的优势。然而，有了丰富的经历，不等于就有了写作经验，它还要经过作者的提炼与思考，尤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翻开当下写大人物的文章，大都写得概念、空洞，有的作者还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这都不足以给作品加分。相反，像周明这种从细节小处出发，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的人物散文，在如今的散文创作中自成品格，很值得思考。

　　我非常认同石英同志的这种评价。一部文学史应包括两个形象，一是作家的作品，再一个则是作家的社会形象。好的人物散文，是能够塑造人物的社会形象的。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朱自请的《背影》、朱德的《母亲》等。我以为，像周明散文笔下的茅盾、冰心、黄宗英、赵丹、臧克家、柏杨等人物形象都可以独步于文坛。有人认为，像周明的这种带有史志性的散文集，无疑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最好补充。对此，周明谦虚地说：“我的身上所经历的也是你们所经历的，我要写的也是你们要写的，无非我写的是这个人你写的是那个人，我是这样写的你是那样写的。如果大家都来写，中国的文学史就丰富了。”

　　周明的话让我豁然明白，这几十年来他为什么总是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中国文坛的各个角落。这一切皆因为，他始终热爱着这个文坛，热爱那些性格各异的作家朋友们。这就难怪大家总爱称呼他“周副主席”，赞美他是中国文坛的基辛格了。在此，我深深地祝福他。在中国文坛，有周明在就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