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剧应该对人类的境遇和本性尽可能生动地反映，并充满激情地描绘。

　　■ 戏剧的基因是编剧决定的，但是最终长成什么样是由它自己的成长过程决定的。

　　■ 在舞台上讲段子是饮鸩止渴的事情，对观众也是一种伤害。 　　　　

万方、苏蓬合作话剧《有一种毒药》《报警者》剧照

　　毫无疑问，和热钱拥挤的影视业相比，做戏剧是一件需要凭借理想去坚持的事情。然而戏剧舞台本身却有影像无法抵达的魅力，就如著名剧作家万方所说的，“被限制在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和两个小时内，这是戏剧的局限也是它的优势，它使你必须要有更强的力量、更大的压缩和更快的速度，这对编剧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在戏剧市场日渐回暖的当下，应该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戏剧？戏剧编剧们的创作态度是什么？如何看待戏剧以及戏剧编剧的价值？这些话题均可以引发戏剧界人士不同角度的思考。

　　“要相信自己写的东西”

　　作为戏剧编剧，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万方看来，编剧首先应该是真诚的，“编剧是一个观察者、思想者，又希望自己的故事要感动观众，所以真诚很重要，要真诚地看待自己、身边的人和整个世界。”同时，她也认为编剧的写作技巧很重要，要能写好看的戏，因为戏剧是写给观众看的。从“能让观众收获什么”的角度考虑，她觉得作为编剧还应该对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人、事物怀着思考，对人类的境遇和本性尽可能生动地反映，并充满激情地描绘。

　　作为编剧，史航对自己的要求是“为好的东西高兴，为坏的东西难过”，他认为编剧作为传递信息的人，要做良导体而不是不良导体。而作为编剧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他把编剧分为三种：“一种是大家都相信他但他什么都不信，有很多编剧都是这样的；第二种是他自己相信很多东西，但是没本事让人通过他来相信；第三种是大家相信他，他也相信大家，也能让大家通过他来相信一些事情，这类编剧值得尊敬，但是很少。”

　　“创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相信的东西。”万方表示认同。她追问自己：“那我相信什么呢？生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相信世间所有的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由的，我的写作就是要寻找出他们的理由。我也希望我找到的理由，观众会认为‘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我可能是一个想提出问题的编剧，一些问题总让我困惑，我会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万方说。她以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由她编剧的话剧《报警者》为例，“多年来我就想写一对视若仇敌的父子，这个人物关系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很奇怪为什么对这个话题一直不能释怀，后来我恍然大悟，我十几岁插队时看到的一种父亲对儿子极其粗暴的父子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放不下。”她通过这部戏的创作来思考亲人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亲人之间都会有彼此痛恨的时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谁天生和父母是仇敌，但是爱不一定能换回爱，也可能换会恨。我愿意写得狠一点，把这种关系推到极致。”

　　编剧要强势还是甘于弱势？

　　如今中国编剧的整体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这个职业多数时候是隐居幕后的，荣耀和光环属于导演和演员。作为一剧之本的作者，其权益却常常得不到保障，在整个作品的创作生产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突出表现在剧本可能会被二度创作的导演和其他相关人士删改得面目全非。

　　对于这个问题，史航并不是特别在意，他说自己不是强势编剧，“我是双鱼座，双鱼座是什么特征呢？一缸水或者一杯水，我都能在里面游泳。我给你一个剧本，哪怕你删得只剩一半了，只要还能传递我的想法就ok。如果我因为这个跟导演较劲，就耽误了自己。”

　　“我认为史航一定要强势起来。”万方说，她是个不甘于弱势的编剧，“原创是很难的工作，因为它是‘无中生有’的。剧本是编剧把它生出来的，编剧对它是最了解的。”而且在她看来，对于话剧来说，剧本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部戏是否好看，剧本的作用能起到80%以上。所以她觉得一个好本子如果能遇到一个和编剧想法一样的导演，“对编剧、制作团队和观众来说都是幸事。”

　　那么，导演如何看待编剧的作用和位置？话剧导演苏蓬打了一个比喻：“剧本就像母亲生的一个儿子，但是母亲不一定是最了解儿子的人。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更了解他的人，比如配偶或红颜知己，或过命交心的朋友。但不管是谁，大家都是希望他更好。”换到话剧上，就是“导演、编剧、制作人，如果是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都是会为戏考虑的，只是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不一样。”

　　所以他不认为一部戏最终呈现的就是编剧最初的剧本，“它的基因是编剧决定的，但是最终长成什么样是由它自己的成长过程决定的。”他相信一个好戏有自己的生命力和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对它的再创造。

　　段子加段子不是戏

　　近两年，爆笑和减压成为不少小剧场话剧的关键词，这些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话剧，以迎合部分年轻观众口味为目的，用一个个网络段子串成一部戏，美其名曰“通过搞笑为都市白领解压”。

　　对此，万方认为，戏剧让观众笑，是应该的，但是仅仅以让观众笑作为做戏的目的，这是小瞧了戏剧的手段，因为戏剧可以给观众更多的东西。“什么是减压？哈哈一笑可以减压，但是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一场让人流泪的话剧，也是一种减压。”她说。

　　“就像好多奥拓串起来也变不了奥迪一样。”史航这样比喻用段子堆积成的爆笑剧。在他看来，段子加段子肯定不是戏，因为段子和段子之间是会冷场的。有很多创作者以一部话剧观众一共笑了多少次来作为衡量演出成功与否的标准，他认为这种“数字控”表现的是创作者的焦虑，“因为剧场一旦安静下来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他提醒创作者们想想观众，“他们把生命中的一两个小时交给你的一部戏，而你只是让他们笑。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第二天是否还能想起来自己为什么笑，并且不为此感到羞耻？”“在舞台上讲段子是饮鸩止渴的事情。”他说，“这种使用方式对段子是一种伤害，对观众也是一种伤害。”

　　在万方看来，对于戏剧来说，来自观众的最有力的反应不是笑声而是寂静，因为只有寂静才是直达心灵的。作为导演，苏蓬也很迷恋一个剧场的安静，他甚至反感嘈杂和混乱，“如果观众在笑或者交谈，说明你的戏没把他们抓住”，他想达到的目的是引发观众思考，“即便他们能坐在那里思考一分钟或几秒钟，我就很幸福。”

　　然而当艺术遭遇商业时，总会面临一些尴尬。著名戏剧制作人孙恒海说，外地的演出商在接洽一部戏时，都会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这戏好笑吗？”他不得不狡猾地回答他们：“这戏是悲喜剧。”所以，即便他也喜欢剧场的寂静，但是作为制作人，如果迷恋这种寂静，“民营剧团可能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