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学界与历史教科书，似乎仍将宋朝描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期”，如周宝珠、陈振编著的《简明宋史》认为，宋朝的制度“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历史学者程念祺提出，“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高中历史教材则这样概括宋代的政制：“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并将这一课程的“教学目的”确定为“了解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与帝王权力逐步强化”。宋朝是一个皇权专制王朝，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宋代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便会发现所谓的“皇权专制”只是后人的成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展开论证前，我想先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宋朝君主能否专制得起来——

　　故事一：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诏书。

　　故事二：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故事三：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故事四：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

　　上面列举的几名赵宋君主，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可见在宋朝，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庸，恐怕都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强势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叹一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我们评判一个政体是否为“皇权专制”，可以看看皇帝在这个政体中掌握着怎样的权力，是否受到制度性的约束与制衡。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宋代君主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组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及其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