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先生及顾家宁博士，曾先后就“亲亲相隐”等问题，发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等文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笔者实难苟同二位先生“亲亲相隐”、“窃负而逃”等事例与腐败相关的论述思路及其结论。

　　“亲亲相隐”不是腐败源头

　　就“亲亲相隐”论争来说，持“亲亲相隐”为腐败源头的学术论调，大概都难以如实理解文本中的一些重要字词的含义，如“隐”、“直”、“情”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来就没打算认真读经，而是想借“亲亲相隐”等问题借题发挥，挑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优劣之争，趁机全盘批判传统文化；一种似乎是在认真读经，可是却没有对文本中的重要字词进行严谨的学术考证，而是利用目前尚存争议的部分地下出土简帛材料，构造“亲亲相隐”等文本与腐败存有关联的“学理”。

　　以“直”为例，《论语》中“直”共出现22次，每个“直”均有各自不同的文本语境，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预先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解读这些“直”的含义，采取散点状而非直线式的解读比较合理和妥当。因此，把《论语》中所出现的“直”，根据“由情及理的实践过程”、“由浅及深的三个层次”的说法予以线性排序、归类的做法并没有依据。因为它暗含了这一前提：《论语》中所出现的“直”可以进行一种程度高低的线性划分——这就预先掺杂了解读者的主观成分。由此思路出发，“直在其中”之“直”，也就只好被单纯理解为低层次的“情感的率直”，其理性成分（避免父子之情的撕裂）则恰好被凭空抽掉了，而《论语》中其余的“直”也被按照此思路依次排序、对号入座。

　　就“直在其中”之“直”来说，它应理解为人心人情之直、父子亲情本身之直。孔子认为父子间不主动告发而为对方保持隐默，其实就是在“明辨是非”，“明辨”人心人情之“直”。此“直”为“曲之直”、有条件的“直”，即朱熹所说的“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此“直”还应联系“隐”来讲。“隐”字在《论语》中本身就有明确的解释：“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论语·季氏》）。清人刘宝楠引郑玄注《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的“隐”：“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亲亲互隐”之“隐”是消极不作为的，而今人用“隐”字，则往往含有积极的“藏匿”义。

    儒家经典将生活世界与文本表述相融合

　　儒家经典对于同一事情或者同一概念常常有多种表述，甚至相反的论述也不少见。比如孔子说“礼”，《论语·先进》云：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各自向孔子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但孔子的回答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答案——更不用说孔子“父子互隐”和“不隐于亲”的两种相反表述了。

　　《论语》、《孟子》以这样“截然相反”的言说方式进行，蕴含深意。它向人们揭示：事物表面两端“对立”的现象本来就是生活世界的“常态”，如何具体权衡、分辨，把握事物的全体，才是关切所在。《论语·子罕》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原因，就在于焦循所言“鄙夫来问，必有所疑，惟有两端，斯有疑也”，而“叩其两端”的目的，正是“先还问其所疑，而后即其所疑之两端，而穷尽其意，使知所向焉”，意思是要不断地从两个对立的方面追问，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因此，把儒家经典单纯看成是一种充满内在“紧张”、内在“冲突”之机械的、静态的对象性文本的思路并不可取。它没有看到儒家经典的言说方式其实是将生活世界与文本表述融合为一的。万物存有在儒家经典的文本语境中，从来都不只是纯粹知性的思考对象，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生活情境密切相关，它以人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真实客观处境作为言说的出发点，而不抽离于自身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经典其实是对“即存有即活动”的生活世界的文本表述。它拥有厚重的现实感，原因就在于其从人的真情、本情而来——能落实于一个人，也就能落实于千万人。

   儒家思想不应被误读

　　众所周知，“亲亲相隐”等文本所在的经典《论语》、《孟子》，大体上属于一种含有丰富意涵的对话录、言行录文体，并非像西方哲学经典那样有着层层推理的严密体系。正是因为如此，《论语》、《孟子》才得以其经典意涵的丰富性、开放性延续千年而没有消亡。如果我们今天简单地将儒家思想的丰富意涵，化约为若干二元对立的“概念”组合（例如“情”与“理”、“人情”与“道义”、“仁”与“孝”等）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在讨论的那一刻起，事实上已经抽掉了这些“概念”形成的时空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但是在以现代人的思想眼光厚诬古人，而且所讨论的问题也早已偏离了研究儒学思想的学问层面了，而更多的是想为当今社会的腐败、守旧等问题的解决，找到一个“成本”最低（因为孔孟对于当今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种“符号”，不涉及任何实物层面的利益冲突）、“爆发力”最大的突破口。让儒家思想为当今社会矛盾、官员腐败等问题担责，是吹毛求疵的狭隘学术观。

　　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知人论世”之语，用孟子此语解读《论语》、《孟子》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亲亲相隐”、“窃负而逃”等事例首先出自《论语》或者独为孟子师徒设计，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论语》和《孟子》独有的思想生命力。今人解读《论语》和《孟子》实应持有“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在历史上，孔孟思想的部分内容往往被教条化，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被统治者利用而工具化。我们今天研读孔孟思想，应该把孔孟思想中反映中华民族思想精华的内容，与附加在孔孟身上的历史附着物区分开来。

　　戴震云：“治经必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顾兄可否先训字义，次通“学理”和“义理”乎？如此志存闻“道”，必有所“依傍”，而不至于凿空，以此与顾家宁共勉。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