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唐诗的中国，不叫中国。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唐诗，不叫唐诗。唐代诗人可谓众星闪烁，为何唯有李、杜、白格外耀眼？为何分别被誉为“诗仙”、“诗圣”、“诗史”、“诗魔”、“诗神”？我想，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人，除了写有脍炙人口的传世诗篇之外，还共同具有优秀知识分子极为显著的特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平民的意识，抨击腐败的战斗精神，蔑视权贵与奸佞的气概。他们崇尚人格尊严，关注国计民生，呼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政治革新，这些都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和家喻户晓的诗句，放映着唐朝的真实影像，流过历史长河，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的面前，印在我们的脑子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灯塔般照亮着我们的灵魂。我相信，语言瀑布的缔造者李白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力求平易晓畅的白居易，他们在写诗的时候，从题材选择到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定然要反复斟酌推敲打磨。语言体现作者的综合素质，思想、人格、学养、才情、志趣等等，都在作品中无处藏身。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报告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诗歌是语言宫殿的塔尖，运用诗歌的语言来写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境界。

　　报告文学有三个特点：一是新闻性，二是文学性，三是跨文体。跨文体的意思是说，报告文学可以是诗歌（或曰诗报告），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其它的文体，更可以是几种文体的综合体。

　　按照这样的标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诗歌中有许多报告文学，举唐诗为例，天才诗人李白一生笑傲红尘，以战斗的姿态，给予统治当局迎头痛击，升华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在《古风》第三十九首中，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才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亦有揭露现实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白居易也发出了抨击权贵的声音：“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这些诗句，正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简直就是一组交叉蒙太奇或对比蒙太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两者异曲同工，展现了诗人宽阔的胸襟与家国情怀。

　　唐代报告文学的主将杜甫，冲锋陷阵在揭露黑暗、记录历史的阵地前沿。长诗《北征》是抒情、叙事和政论的综合体，起首句：“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相当于新闻的导语，《唐宋诗醇》评价杜诗云：“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属词比事之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

　　“诗史”杜甫的报告文学三吏三别：《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白居易的诗歌《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等等，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的文学性不用说了，新闻性也是极为明显的，如白居易的《卖炭翁》开头一句“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如杜甫《石壕吏》中第一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不正是新闻的导语么？“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李、杜一样，白居易的《新乐府》，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白居易的《琵琶行》开头的“浔阳江头夜送客”7个字，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是极为凝练的新闻导语。《琵琶行》序言中写道“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从中可以看到，这篇作品写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报告文学更是紧扣时代脉搏，如果放在因言获罪的朝代，李白、杜甫、白居易搞的这些“负面报道”，恐怕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发表出来，重则杀头和满门抄斩，轻则要遭到跨省追捕。唐朝产生李杜白这些巨星，绝不是偶然的。

　　这些唐诗中的报告文学（或曰诗报告），将个人的遭遇与时代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真实面貌的宏伟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