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右）执导电影《百鸟朝凤》

　　吴天明已经离开黄土地太久。

　　1986年，36岁的摄影师张艺谋被47岁的导演吴天明相中，成了电影《老井》的男主角孙旺泉。在老井村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上，黝黑干瘦而又目光执著的张艺谋一镐一镐地刨着干硬的土地，在他身旁不远处，隐藏于那台转动不停的摄影机之后的矮胖男人，就是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天明。

　　在那部被誉为“第四代”导演巅峰之作的《老井》过后，吴天明广为人知的影片仅有讲述川剧艺人的《变脸》一部，黄沙漫天的西部高原似乎已与西北汉子吴天明的视野渐行渐远。2012年6月，吴天明终于决定再度开拍扎根西北的电影《百鸟朝凤》。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在社会变革的年代里，新老两代陕西唢呐艺人为了信念的坚守所产生的真挚师徒情、父子情以及兄弟情。“我希望能找到当年拍摄《人生》《老井》时的那种感觉。”吴天明说。

　　导演吴天明：

　　《百鸟朝凤》是我的感怀言志之作

　　提起吴天明，不能绕过的两部作品就是《人生》和《老井》。1982年，作家路遥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中篇小说《人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两年之后，吴天明便将小说搬上大银幕，影片所塑造的男主人公高加林，俨然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又过了两年，吴天明拍摄出蕴藏着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寓言式影片《老井》，从知识分子史诗跨越到普世性更为广泛的农民史诗。一个最能代表20世纪80年代文化界思想解放精神的电影导演，从此横亘于中国影史之中。

　　现在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吴天明总是不胜唏嘘，感到今天的中国电影，已经让他这个73岁的老人看不懂、摸不透。“伊朗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成本只有30万美金，艺术风格也质朴无华，但片中人物所体现出的人格与信仰力量，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在各大电影节上屡获大奖。”吴天明说，“这与中国影人动辄用千万甚至上亿元投资的电影冲击国际电影节却屡遭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电影不缺钱，缺的是创作者对艺术的真诚、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赋予电影强烈的社会意义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吴天明对于创作的一贯追求。这一追求，当然会体现在《百鸟朝凤》当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鸟朝凤》是我酝酿多年的感怀、言志之作。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追求一种精神，坚守一种信念，褒扬一种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吴天明说，“在时代大潮转折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原有的礼俗与秩序正在解体；而唢呐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现代化的挤压下，也正在逐渐消亡。我所关注的，是在这解体与消亡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影片的男主角焦三爷由陶泽如饰演，而年轻一代唢呐艺人游天鸣则由新人李岷城扮演。关于选角，吴天明坦言自己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焦三爷是个外冷内热的老人，看起来严肃古板，其实心怀热血。陶泽如是我心目中最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他除了能演出唢呐艺人的坚守、固执，还能演出飘逸、神奇的精气神来。”吴天明说，“现在很多电影唯明星论，不管片中的角色是张三还是李四，都请最火、最大牌的明星来演。我就纳闷了，这世上哪儿来的那么多万能演员？找最合适的演员演最合适的角色，一向是我的选角标准。拍《老井》的时候，我不就选择了当时还是摄影师的张艺谋担当主演嘛！”

　　除了演员，《百鸟朝凤》中的音乐也是吴天明十分关注的环节。“讲述唢呐艺人的生活，音乐自然是重中之重。《百鸟朝凤》原本是一首难度超高、只为德高望重之人吹奏的葬礼古曲，这次我们邀请了著名作曲家张大龙深入陕西采风，选取陕西音乐素材，创作了一首全新的陕西版《百鸟朝凤》。”吴天明说，“这段曲子作为全片的主题音乐，加上重新创作加工的20多首唢呐曲，再伴以交响乐队的协奏，中西合璧，为影片烘托出了一种厚重苍劲、凄婉动人的气韵之美。”

　　“伯乐”吴天明：

　　大不了扒了我的乌纱帽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影坛，有句尽人皆知的“行话”：“西望长安，有个西影厂；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1983年，44岁的吴天明升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成为当时全国各大电影厂中最年轻的掌门人。在任的6年里，吴天明除了自己执导影片，还在钟惦棐等老一辈电影人的倡导下扛起了“西部电影”的大旗。在他的率领下，《野山》《老井》《红高粱》《双旗镇刀客》等一大批表现西北大地风土民情的优秀影片脱颖而出，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令当时的中国影坛甚至世界影坛感到震惊。张艺谋、周晓文、黄建新、顾长卫等诸多“第五代”精英在创作发轫期都曾得到过吴天明的扶持与帮助，“第五代教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吴天明的别号。

　　时过境迁，吴天明认为这个渐已被人遗忘的别号根本不值一提。“当时坐在厂长的位子上，我的任务就是振兴西影厂。怎么振兴？靠那些老人肯定不行，只能靠年轻人。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一批有才华的青年电影人请到西影厂，并且尽可能地支持他们拍摄作品。他们中的有些人很争气，拍了一些好电影，其结果是为西影厂争了光，也为我这个厂长争了光。所以说，不是人家‘第五代’应该感谢我，而是我应该感谢人家。至于‘第五代’日后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好或不好的变化，都跟我没半点儿关系。”吴天明淡然地说。

　　主演《老井》时，做了4年摄影师的张艺谋对吴天明说，自己想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拍成电影。吴天明读过小说，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摄影师的“非分”之请。张艺谋兴高采烈地跑到山东高密，转了一圈后却发现莫言小说里写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高粱，必须得自己种上，然后秋天再去拍。于是张艺谋回到西影厂，向吴天明打报告申请资金去种高粱。“依照当时制片厂的程序，必须剧本审过后，经过厂长办公会议、常务会通过，财务科才能拿出钱来，可当时张艺谋连《红高粱》的剧本都没有。”吴天明说，“我就找到厂里的几个车间主任，跟他们凑了4万块钱，让张艺谋赶紧去高密种高粱。其实这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弄不好会影响我的厂长之位。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官，我心里想的都是怎么让西影厂繁荣起来，所以就当机立断地凑了钱。那时我想，大不了就把我那小小的乌纱帽给扒喽。”

　　在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吴天明被授予“中国电影人伯乐”奖，但他的获奖致辞，却与自己的奖项有些相悖：“年轻导演不应只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伯乐’身上，更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任何年轻导演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

　　这就是吴天明。他的眼中只有电影，个人荣誉不过是过眼云烟。

　　观察者吴天明：

　　我就是那个说真话的小孩

　　《百鸟朝凤》开拍前，吴天明还破天荒地主演了两部电影，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张扬。一部是常规的影院电影《飞越老人院》，一部是时下最流行的微电影《老人愿》。吴天明说，演戏对于自己而言纯粹是“玩票”，但在演戏的过程中，自己却颇有感触，“我发现跟我一起演戏的那些老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求都很简单。大家从不主动要片酬，从来不要求报销，住在墙壁斑驳的招待所里也没一个人有怨言，老人们就是想把戏演好。”吴天明说，“反观一些年轻的所谓‘大腕’，不仅没高片酬就不演，而且还要求住高档酒店，到哪儿都是助理、经纪人一大堆，心里却很少琢磨该怎么诠释自己所演的人物。”

　　由演员圈的浮躁，吴天明联想到了整个中国电影界存在的问题。“批量生产的商业电影固然正在促进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但产业化10年来真正具备精神层面追求的国产商业片又有几部？我们总是说要学习好莱坞，好莱坞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支撑在很多极具观赏性的好莱坞商业片背后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诚信、友情、奋斗等人类共有的价值追求，无时无刻不从那些优秀的商业电影中渗透出来。”吴天明说，“而我们的商业片呢？在娱乐过后，观众还能回味什么、还能反思什么？电影是文化产品，承载着传播人类精神文明的重任。在精神上作假、放弃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放弃人类共有价值追求的电影，拍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5年，香港邵氏公司找到吴天明，邀请他执导一部表现川剧艺人生活的电影。吴天明拿到邵氏提供的剧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商业、而且商业得非常低级的故事”。吴天明在删掉了大量诸如将通奸的女人扒光了绑住的桥段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这部电影究竟应该表现什么？这时北影厂的老导演水华给吴天明提了个醒：应该表现人间的真情。于是按照这个思路，吴天明完成了电影《变脸》。

　　“当初确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确很需要真情。如果当时的我知道在十多年后，我们的社会上会出现扶摔倒的老人起来反被栽赃、学雷锋的人被当成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的‘怪事’，一定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吴天明说，“一部电影改变不了一个国家，也改变不了一个民族，但作为电影工作者，我们拍摄的每一部电影都应该坚守一种精神，通过电影艺术来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颂扬人世间的真情。”

　　吴天明向来喜欢说真话，即便说真话时常会得罪人，而且往往说了也白说，他还是坚持要说。“白说也得说，发声总比沉默好。我到了这把年纪，已经无欲无求、无所顾忌了。”吴天明说，“就像《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明明皇帝光着屁股，可群臣都夸他穿得如何漂亮，只有那个小孩说了真话。如今的我就想做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小孩。”

　　当被记者问起，以73岁的“高龄”拍摄《百鸟朝凤》，是否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时，吴天明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没半点儿力不从心。只要我还活着，只要还有人愿意给我投资，我就会一直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