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订制》12月19日零点首映场票房约1100万，超越《小时代》创下华语电影首映全新纪录。19日首日全国排映也是一举超过50%，全国排片总计33176场，虽然《私人订制》从首映票房到全国排片都是居高不下，但是作为一部“冯氏喜剧”无可避免地遭遇口碑两极化，不少影评人和观众对影片表示了失望。 ——编者

冯小刚与顽主式的喜剧是否过时？——对《私人订制》的“私人解读”

《私人订制》海报

　　★直到《一九四二》的滑铁卢以及2012年年末从《泰囧》到2013年上半年一批青年导演的片子如《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逝去的青春》《小时代》等创下了惊人的票房奇观，冯小刚才正视这个问题——自己是否真的过时了。

　　★对于以“85后”、“90后”为主体的影院观众来说，顽主式的喜剧显得有些与时代脱节，正像影片结尾处“私人订制”公司也为自己“订制”了一份梦想，这就是向世界、环境、土地道歉的环保绿色之梦，这对于“青春暮气”以及在现实的压力无法讲述青春故事的时代显得有些矫情和奢侈。　　

　　2013年年底冯小刚专门为贺岁档“订制”的喜剧大餐《私人订制》如约上映，这部王朔编剧、葛优主演的喜剧片不仅采用1997年首部冯氏喜剧《甲方乙方》的基本配方，而且回光返照般弥散出1988年米家山执导的王朔电影《顽主》的味道。从“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顽主》），到帮助人们梦想成真的“好梦一日游”（《甲方乙方》），再到“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私人订制”公司（《私人订制》），冯氏电影总能在不同时代调整“经营”策略，满足人们的不同“梦想”，如果说生产“白日梦”是电影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自我隐喻，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时代人们需要什么梦想，又会把什么指认为白日梦。

　　顽主的喜剧

　　这次冯氏喜剧的强势回归有着清晰的现实考量，就是为了挽回2012年灾难片《一九四二》的票房阴霾。冯小刚选择了最为稳妥的方式，一方面继续让王朔、葛优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不惜被诟病为“江郎才尽”的危险，沿用《甲方乙方》“好梦一日游”的故事模式。因为《甲方乙方》对于冯小刚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部电影让冯小刚摆脱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拍摄影视剧惨败的噩梦，而且开启了国产电影市场贺岁档的先河。从此，冯小刚的电影人生走向“金光大道”，冯氏喜剧屡试不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产片拥有高票房的“一枝独秀”，也奠定了冯小刚作为中国电影最有市场保障的江湖地位。直到《一九四二》的滑铁卢以及2012年年末从《泰囧》到2013年上半年一批青年导演的片子如《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逝去的青春》《小时代》等创下了惊人的票房奇观，冯小刚才正视这个问题——自己是否真的过时了。在这个意义上，《私人订制》的成败不仅意味着作为票房常胜将军的冯小刚的荣誉之战，更是冯氏喜剧的金字招牌能否延续的关键之战。

　　众所周知，王朔式的语言风格和葛优所扮演的顽主是冯小刚电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是《甲方乙方》（1997年）、《不见不散》（1998年），还是《大腕》（2001年）、《手机》（2003年）、《非诚勿扰》系列（2009年、2011年），葛优都是嬉笑怒骂、混不吝的坏小子，即便在《非诚勿扰》中变身小有成就的海归男，仍旧是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总能让那些号称正人君子、成功人士、达官显贵“显”出假正经、真小人的原型。王朔笔下的顽主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作为成长于“文革”后期的红小兵，顽主没有赶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却经历了“文革”后期对革命的反思和解构。与80年代陈佩斯扮演二流子等社会边缘形象以及90年代赵本山把自我喜剧或丑化为他者（农民）不同，顽主不仅不是被嘲讽、被嘲笑的丑角，而是自鸣得意的嘲弄者，他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把已经僵化或失效的革命话语变成荒诞可笑的喜剧，尤其是把曾经振振有词、正襟危坐的革命套话变成道貌岸然和男盗女娼，这是一种与80年代中前期把革命书写为伤痕和悲剧不同的“告别革命”的方式，是一种在笑声中让人们与往事干杯、迎接新时代的形式。

　　顽主具有两面性或者说双重人格，他们不相信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但又保持一份对革命理想和纯洁的想象；他们在80年代最先下海、积极投身经济改革的洪流，但又不屑于做暴发户或拜金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绝非视金钱为粪土；他们宁愿做光明磊落的真小人，而不愿意假装一脸正气。也就是说，在顽主身上既有旧时代的影子，又有新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居间位置，使得顽主既可以春风得意，又可以嘲讽一切。

　　造梦公司

　　《私人订制》的片头是一段戏仿革命烈士在狱中宁死不屈的段落，充当敌人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也不是贼眉鼠眼的国军，而是貌似有教养的德国法西斯军人，就在观众刚刚入戏之时，被捕的女革命者对剧本中戏份太少提出质疑，原来这是根据客户需求“私人订制”的一场情景演出，这段戏仿延续了《甲方乙方》中“打死我也不说”的革命英雄情结，也暴露出包括冯小刚在内的主创者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记忆。

　　80年代的《顽主》试图用三T公司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戏仿具有全职功能的社会主义单位，用“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来诠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电影一方面呈现了待业青年想为社会作一番贡献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又呈现了这种公司式的运作方式承担社会职能的无力和无助。这种单位制和公司制的错位，使得顽主用利益化的管理方式解构革命奉献和无私精神。十年之后，《甲方乙方》用“好梦一日游”的方式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王朔和冯小刚敏锐地把握住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市场交换成为经济社会的主流逻辑，甚至梦想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平等交换来实现和购买。有趣的是，人们购买的梦想与其说是市场化带来的新梦，不如说更是偿还革命的旧梦，比如戏仿地主剥削佃农、被敌人严刑拷打等。在这里，顽主实现了从解构革命到消费革命的转变，是红色消费或体验式旅游的践行者。

　　“私人订制”公司帮助人们完成的梦想不再是戏仿革命者或者扮演过去的角色，而是实现一种空间上的阶层互换。三个段落分别让司机体验领导、让商业大导跌落底层变成贫困艺术家（或者说是让弹棉花的王宝强变成大导的故事）、让清洁女工做“一日”亿万富婆。这种低阶层与高阶层的人生互换所带来的不是梦想的实现，而是一种人生的宽慰，正如剧中人都体会到了彼此的不容易，反而更加踏实地安于本职工作。这也正是白日梦的基本功能，白日梦不是为了让人们从梦中醒来，而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做梦。

　　不过，对于以“85后”、“90后”为主体的影院观众来说，顽主式的喜剧显得有些与时代脱节，正像影片结尾处“私人订制”公司也为自己“订制”了一份梦想，这就是向世界、环境、土地道歉的环保绿色之梦，这对于“青春暮气”以及在现实的压力下无法讲述青春故事的时代显得有些矫情和奢侈。（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