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文和陈海燕在《“中国经验”还是“中国体验”》（《文艺报》2013年2月25日第3版）一文中指出，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体验”而不是“中国经验”。理由是：“中国经验”是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属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表现“中国经验”的提法，容易导致概念化、模式化、虚假化，而“中国体验”的提法，侧重的是审美判断与个性化；相对于“中国经验”的宣传功能，“中国体验”更能体现文学全面的社会功能。

　　这种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细思之，我们觉得这种区分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体验”这个提法似是而非。所谓“中国体验”，“体验”是主词，而“中国”是用来修饰、说明主词“体验”的定语，因此这个词组的意思应该是“中国的体验”。而“中国”是国名，何以能够“体验”呢？所以从语义上是解释不通的。作者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中国体验”作了这样的界定：“‘中国体验’是无数中国作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对自己所经历的中国变化的独特体验。”

　　但这样说也有问题。所谓“中国体验”，究竟是指某个作家的“个人体验”，还是“无数中国作家”的体验之和？如果“无数中国作家”的体验叠加才算“中国体验”的话，那么，某个作家的个人体验显然不能代表“无数中国作家”各不相同的“体验”，所以不能说就是“中国体验”；而如果离开了具体作家的具体体验，建立在“无数中国作家”独特体验基础上的“中国体验”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两位作者的本意是强调作家个人的独特体验。然而，无论是无数中国作家的体验，还是具体作家的个人体验，都存在一个真实与虚假、深刻与肤浅的问题，这就需要可供衡量和检验的标准。但该文强调的就是一个“体验”，没有提供这样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体验”，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我们认为，“中国经验”不宜置换为“中国体验”。该文进行这番努力，就是要把“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人为地加以分割、对立，在理解上有片面之处。他们写道：“相对于‘中国经验’的价值判断，‘中国体验’侧重于审美判断，它才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体验是个体用生命去感悟，用情感去浸泡，是从事实中见出诗情，从经历中悟出意义。体验来自经验又超越经验，是对经验的美学提升，这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如果说‘中国经验’是对生活事实的抽象，强调的是‘真’，那么‘中国体验’就是对生活形态的还原，强调的是‘美’，‘真’不是‘美’，但‘美’包含了‘真’。”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广义上来理解“中国经验”。文学上所谈的“中国经验”，强调的是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强调的是表达中国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现实，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它是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作家和作品盲目搬演西方观念而言的。总之，文学上的“中国经验”，力求我们的文学作品符合中国国情，既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要具有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因此，作家的个人体验，应该是对“中国经验”的具体体验。

　　但该文只强调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只有“体验”才是文学表现的对象。很明显，这里的“体验”，讲的是个体的所感和所悟，并要求这种感悟能够见出诗情和意义。这个看法在原则上没错。问题在于，个体的“体验”所见出的是什么样的“诗情”和“意义”呢？

　　必须承认，不同的个体体验并不在同一水平上，有的真实，有的虚假，有的半真半假；有的深刻，有的不太深刻，有的还很肤浅；即便能见出一定的诗情和意义，其意义的大小、价值的高低，以及真实和深刻的程度也不可等量齐观。这就需要有检验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恰恰应该是“中国经验”。如果把中国经验和个人体验对立起来，而单独强调后者的重要性，那么，个人“体验”所见出的“诗情”和“意义”，就失去了衡量和评价其真伪、深浅、价值高低、新颖程度的客观标准。

　　进一步说，从创作过程来看，“个人体验”和“中国经验”也是不应该被割裂的。别林斯基指出：“在艺术中，正像在大自然中一样，普遍事物若要不始终是抽象概念，就必须特殊化起来，成为单独的、有机的现象。因此，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某种单独的、特殊的东西，但却渗透着普遍内容——概念。”这里所说的“概念”，就是普遍事物，因为普遍事物的“普遍性”，总是通过一定的“概念”来表示的。反过来说，概念或普遍事物，包含着无限的个别性、特殊性和丰富性。对“中国经验”，也应作如是观。

　　具体来说，“中国经验”是对中国国情、社会生活所发生巨大变化的理性概括，是概念和普遍事物，作家对它的“体验”，则是个别和特殊。而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将普遍事物特殊化”的过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创作中，作家的“个人体验”和“中国经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印证、相互缠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用“中国体验”置换“中国经验”，就是单纯地强调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样的个别和特殊，既可能是中国经验的特殊化，也可能只是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浮泛之作。根据别林斯基对创作过程的论述，“中国经验”的提法，同时强调了个人体验与中国经验的结合。而单纯地强调个人体验，对“中国经验”的表达则存在着或然性。因此，“中国经验”较之“中国体验”的提法，更恰当，更全面，更符合创作实际。

　　当今的文学，与别林斯基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又相继出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主义和流派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彼此对世界认识上的不同，由此带来了表现手法的变异和不同。现实主义强调“再现”，现代主义热衷于“表现”，后现代主义书写的是世界、历史、事物的所谓偶然性、非理性、碎片化和不可知。但这也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理性看法。所以，各种主义和流派的作家的作品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又有其相同之处：强调书写“个人体验”，甚至特别强调表现“自我”。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则是表达作家对世界、事物、历史的认知和看法，一些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尤其如此。相反，现实主义倒讲究作品所表达的意义“越隐蔽越好”。

　　如此看来，别林斯基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是对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过程的精辟概括，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主义和流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就是要以“个人体验”来表达“中国经验”。惟其如此，才能使作品既有独特性，又没有陷入表面和肤浅的危险，从而有效地避免概念化、模式化和虚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