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后，诺奖评委马悦然、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来到中国。两人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书来的（马悦然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埃斯普马克的七卷本小说《失忆》首部），但抛向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莫言的。23日上午，埃斯普马克和《失忆》的译者万之与几家媒体的小型见面会，基本成了“莫言专场”，所幸，作为一名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埃老的回应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热”，回归到文学本身。

　　鲁迅曾谢绝诺奖提名

　　林语堂、刘半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沈从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单”。

　　记者：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和我们具体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埃斯普马克：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记者：鲁迅被提名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马克：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笔会、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后来，沈从文被提名了。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诺奖有一个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几年前马悦然告诉上海的一家媒体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我想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会获奖。在5人名单上他是评委最喜欢的一个。

　　诺奖从无“政治企图”

　　没向瑞典驻华使馆询问过老舍，文学院从不听命于政府。

　　记者：老舍呢？外界也有关于老舍的传闻。

　　埃斯普马克：关于这件事我无法回答你们。我能告诉你们的是，瑞典学院在上世纪60年代有关于好几个日本作家的讨论，他们请了四位懂外国文学的专家，这个讨论持续了7年，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川端康成得了奖。

　　万之：确实有传闻说，因为当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瑞典学院在1968年给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写信询问老舍的情况。

　　埃斯普马克：不对。我们很小心，基本不会和任何政府机构接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瑞典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不会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会接受政府的一分钱资助。政府也很高兴这样，这样它就不用为学院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学院做出的很多决定一些政府可能会不喜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我们在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我知道的瑞典学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馆联系，他们问驻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如果把奖给索尔仁尼琴，会不会给他个人带来人身危险。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给他个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奖。瑞典学院不想让这种情况重演，所以他们问瑞典驻苏联大使馆，但强调只是考虑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其他。大使馆回答说索尔仁尼琴不会有风险，但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但瑞典学院回答，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索尔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瑞典学院不会听命于外交部门——即政府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 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