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4年7月下旬，我进江西日报社工作。本来负责人事的王越副总编已经和上饶记者站龚乃旺说好，先放我去上饶记者站“锻炼”一阵，再回编辑部。那天正要出发，不想迎面撞见总编辑姜惠龙，他直接把我带去文艺处，于是我便成了《井冈山》副刊一名编辑，一干就是7年多。 文艺处有《井冈山》和《星期天》两个副刊，每周各出一版。主编分别是毛士博和唐山樵。毛士博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不久后又当选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星期天》属文化娱乐版，刊登短小多样、读者喜闻乐见的娱乐知识和信息。主编山樵也是位名人，由他作词的歌曲《井冈山上太阳红》曾唱遍大江南北。《井冈山》为文艺创作版，刊发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特写、文艺评论、摄影和美术图片等。《井冈山》由熊伟明和我轮流执编，因为当年还没有电脑拼版、网络传输等手段，所以编辑还得去排字房盯小样和大样。 当时的文艺处处长迟滋林是位慈眉善目的老报人，而我的同龄人赵抗援为处长助理。抗援思想活跃但有分寸，观察力和策划力都相当强。他安排我跑文化厅，熊伟明联系文联各个协会，要求我们在编辑之余尽可能地采写一些有质量的文化文艺新闻。 2 《井冈山》的编辑思想为：紧紧把握党的文艺方针，坚持思想性、艺术性、时效性相结合，把副刊建设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文艺青年的成长园地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集结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如此壮观而富于活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毛士博的主导下，《井冈山》迅速抓住了省内诸多文化现象和热点，先后大篇幅推介了宜春的版画和漆画创作，萍乡农民画以及上高县的农民摄影。这些完全源自基层的创作，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数年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国家级表彰，从而有力推动了当地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发展，明显改善了基层的文化生态和走向。 江西的电影创作也是《井冈山》津津乐道的话题。像毕必成的《庐山恋》、王一民的《乡情》、张刚的阿满喜剧系列等等，不但卖座而且质量上乘。国内最权威的百花奖、金鸡奖以及后来的华表奖，经常花落江西，羡煞国内同行。 培养和发现业余作者、青年作者、新作者，是《井冈山》工作重点之一。我们从来稿中发现了郑云云的散文《小巷人家》，我惊诧于作者对人、景、事行云流水般的描述，立即安排在《井冈山》头条刊发，并复函约她来编辑部座谈。很多年后，已获冰心散文奖的郑云云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向《井冈山》投稿，没想到获得我们如此重视和厚爱，非常感动。报告文学《“教育书记”的眼光》长达5000字，也是自流投稿。《井冈山》几乎全文刊登，还配发了插图。作者姜东南当时在宜春日报工作，我们从未谋面。多年后，他调到深圳，居然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这才知道，他写的这位“教育书记”很快由乡党委书记提拔为县委书记。军旅诗人吴国平当年还是驻赣部队的一位宣传干事，我们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他的诗作激情洋溢，诗意盎然，便毫不犹豫大开绿灯。吴国平后来被所在的部队送往军艺作家班培养，自国内诗坛和书法界脱颖而出。还有因在《井冈山》经常刊登文艺特写而成名的上官甫贵，从上饶七一三矿一名普通工人，被当地领导发现并重点培养，现在成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婺源县的青年散文创作群体，也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当时为了培养呵护这批业余作者，我们曾多次远赴婺源，召开组稿会、创作座谈会，并在《井冈山》连续刊登他们的散文习作。他们中的王红球很快被县委书记调去当写手，江仲俞现在江西日报任经济部主任，俞俭宝成为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 在毛士博的计划中，我和熊伟明应该为《井冈山》采访并推荐一批江西文化人物。为此，我们先后刊发了画家丁世弼、动物瓷雕大师周国桢、雕塑家姚永康、藏书家王咨臣等知名人士的报告文学，遗憾的是未能完成对黄秋园和陶博吾的采写，否则《井冈山》这一名人专栏会更权威，更富于前瞻性。有位青年作者曾动情地说，《井冈山》以它宽厚的臂膀，为年轻人开拓了一片百花争艳的天地，搭起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桥梁…… 当然，也有过“走麦城”的纪录。赵抗援曾想借助舒婷在大学生中的号召力，扩大《井冈山》读者面，提议发几篇舒婷的诗作。我受命奔赴厦门当面向舒婷组稿，舒婷同意赐稿，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单独发她的诗作，她和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人”是一个群体，要发就群发一整版。我请示处里领导后爽快地答应了。待一大版“朦胧诗人”的作品拼出大样，交夜班值班领导审定时，遭当场否决。我只好灰溜溜地把撤下来的大样寄给舒婷一份，并由处里向诗人们作了相应的补偿。 《井冈山》也团结了省内诸多知名作家，如杨佩谨、郭蔚球、陈世旭、胡辛等，凡我们稿约，很少会推辞。有意思的是，去年11月我赴景德镇旅行，碰巧遇上印象中“心高气傲”的作家胡平，被他一眼认出。30多年不见，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 3 有幸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井冈山》副刊的一员，成为毛士博和熊伟明的同事，是我一生弥足珍贵的记忆。毛士博学识渊博，为人忠厚善良，以他的长者风度和修养，悉心引导和呵护着我和熊伟明，不动声色地协调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把他多年积累的人脉，毫无保留地介绍给我们。与他们共事，日夜厮磨，让我感到轻松平和，感到彼此真诚相向的温馨。毛士博毕业于江西陶校（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他对陶瓷的热爱和理解，也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当年受他指派，我曾反复奔波于省城和景德镇之间，既认识了瓷器，又交上了朋友。如今鉴赏陶瓷艺术品已成为我退休生活中的主要乐趣，而景德镇众多朋友与我的友谊依然新鲜如故。 和我张扬的性格相反，伟明比较内敛。他抱朴守拙，但冰雪聪明。他素来待人厚道，乐于助人，不厌其烦倾听业余作者的酸甜苦辣。1992年我到深圳后，我们联系少了，但一直没有中断。他的作品《临川纪实——一个挂职干部的日记》和《绿色遥看》出版后，都在第一时间寄我阅读。平心而论，他的“临川日记”真让我刮目相看：以一位挂职市委副书记的亲力亲为，阐释了对基层组织建设和三农问题的深入思考。作者多层次多视角的描述，既有故事中的事件，又有事件中的故事，让人忧心，令人惊叹，使人泪目。作品的思想张力,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叙事功力。 往事如烟，三十年一瞬间。与毛士博、熊伟明共事《井冈山》的美好时光，伴随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时时于不经意中涌上我的心头。两位堪称良师益友的老同事虽已先后去世，我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感受着他们的善良与真诚。他们的喋喋叮嘱让我耳热又暖心，他们的睿智内秀让我仰慕并深深铭怀…… 真的，忘不了那个年代，忘不了那个年代的江西日报，忘不了培养我历练我采编生涯的《井冈山》副刊，忘不了我的那帮老少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