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读竟《考辨》，并参看了随文附刊的图片（十帧）后，窃以为文中述及到的考辨方法，和一些述说，难免有穿凿附会、本末倒置之嫌，结论也难以令人置信。故在此将质疑列述如下。

　　《收藏界》今年第五期（总第65期）刊有《戴进〈人物像轴〉考辨》一文（下文简称《考辨》），文章在对一件戴进款《人物像轴》的考辨中，有所谓“画工在历代绘画大师之上，作品精妙绝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王士桢的戴进《人物像轴》，应为戴进真迹无疑”云云。笔者读竟《考辨》，并参看了随文附刊的图片（十帧）后，窃以为文中述及到的考辨方法，和一些述说，难免有穿凿附会、本末倒置之嫌，结论也难以令人置信。故在此将质疑列述如下。

　　一、 有关《像轴》上他人的题记

　　《考辨》起首云：

　　左上角一段题跋，全文如下：“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明代钱塘人，宣德时进《秋江独钓图》。山水得诸家之妙，称浙派第一，梓箴年兄甲戌生日以此为赠，弟诚勤。”下方钤“诚”字白文印和“存厂”朱文印两方（图2）【笔者按：为便于对题记书法的认识和鉴别，将此作为本文“图一”】。画面左下角钤印两方，一方“诗礼旧家”朱文，另一为“笑而不答”白文，两印外缘均已缺损，应为收藏者钤盖。

　　读了以上引文，并参看了“图1”和“图2”题记，便能使人感到题记人“诚勤”和受画者“梓箴”俱是书画鉴藏的外行，否则题记人不会在一件署有“戴进写”名款的画本上在题记中不言此图的特色，而给受赠人一味介绍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的姓名、字号、籍贯、名望。其次，题记中的语词、书迹俱称粗俗，尤题记中的“明代”“生日”，近似现代汉语用词；书法平庸，尚不足语馆阁体、干禄书之属，故很难想像题记会出自一位“年兄”（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的互称）之手。又题记仅署“诚勤”名款，而且在所钤“诚”“存厂”两印中也未见姓氏，此亦难合旧时此类文书中署款、用印的规矩。再说《人物像轴》中的人物，按《考辨》所述“图中一戴笠老翁，右手持杖，左手提篮，篮中似为刚刚采摘的中草药，一采药归来之老中医跃然纸上。”据此，将一幅内容描绘采药老中医的图轴，“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地位很高，精于鉴赏的王士桢”,也实在难合情理。综合以上，可以说假如这件“戴进写”人物轴确是真迹的话，那么“诚勤”的这则题记岂非有佛头着粪，有污画迹之嫌乎？

　　然而，《考辨》却有称：

　　最后来看看左上角处的题跋（图2），是诚勤关于戴进的简单介绍及以此图作为生日礼物赠送梓箴年兄祝寿的记载。由于资料所限，诚勤为何人无法查实。但由该段文字的书法风格推断，应为学习董其昌书法的文人、士大夫。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董书逐成为一般文人的求仕途径，变成风靡一时的书风。……此段题跋的书法显然属于董书范畴而与干隆书风不同，因此书写时间应在干隆之前，加之文中“明代钱塘人”一句说明书写时间应在明代之后的清代。这一时段有三个甲戌年，分别为1634年、1694年和1754年。1634年尚未入清，1754年干隆当政已近二十年，干隆书法已成正统。因此，此段文字的书写时间应为1694年。

　　再来看梓箴年兄为何人。梓箴疑为王士桢。王士桢（1634——1717）【笔者按：应系王士祯（1634——1711）】，山东新城人，字子真（与“梓箴”同音，古时将字写作同音字的现象时有发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顺治进士，康熙时迁户口（部）郎中，官至刑部尚书。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为著名诗人。王士桢恰是甲戌（1634年）出生，1694年王士桢恰好60周岁。王士桢精鉴赏，喜收藏，将戴进《人物像轴》作为贺寿礼品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同时，赠送人诚勤，虽具体人物尚无法确定，但肯定也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他的见解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显然对这幅画是真迹深信不疑。否则既不会在画上题跋，也不会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地位很高、精于鉴赏的王士桢作为生日礼物。

　　对于以上述说，笔者再质疑如次：

　　一、作者称：“……但由该段文字的书法风格推断，应为董其昌书法的文人、士大夫。”

　　那么，令人费解的是在“诚勤”题记的书迹中，作者从何处能见得与董其昌书法有联相关？作者“推断”的依据又何在？对此，凡于书法爱好者均知，董其昌书法堪称为集古之大成者，他的字有变化多端的形态，潇洒出尘的风神，闲逸自然的情趣，和松疏旷达的章法。故有论者谓：“挥洒中没有强烈的动态表现，以静取胜，颇有优游之态，结构又不完全以外貌华丽巧媚胜，稍见内力含蓄之致，董其昌行楷书是文静美的典型。”为了能从比较中来进一步认识，笔者特选采现藏故宫博物院董其昌中、晚年的行书作品各一件（图二），以用与“诚勤”所题书法作比较。从比较中可知，显然两者无论从用笔、结字，还是体貌上来看，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见作者的“推断”难免有臆断之嫌。究其原因，作者是为了附会“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董书遂成为一般文人的求仕途径，变成风靡一时的书风。”才作出了有悖客观事实的推断。并且还在对“赠送人诚勤，虽具体人物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竟然能作出“但肯定也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之类的述说，其用意不外乎为了“他的见解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实，在“诚勤”的题记中，除了介绍画家姓名、字号等之外，根本一无“见解”可言。不知作者所称的“见解”指的是什么？

　　二、《考辨》中有“梓箴疑为王士祯”说，其考订的依据是“梓箴”与王士祯“字子真，同音。古时将字写作同音的现象时有发生”又“王士祯恰是甲戌（1634年）出生，1694年王士祯恰好60周岁。”对此，笔者以为：自古至今取谐音为名字者确实不少，但在考订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即首先要考得王士祯是否用过“梓箴”这一别字。况且，由于“梓箴”在这则题记中作为上款（受赠人），由此可知应该是他常用的名字或别号。而题写他人（年兄）的名字是绝不能擅自以谐音来杜撰，否则便是对他人的不敬，这又应该是常识性的道理。再说，王士祯又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他的常用字号应该是不难查考的。但是，笔者查检了《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陈乃干编，丁宁、何文广、雷梦水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古今人物别号索引》（陈德芸编，1982年10月上海书店影印），以及参考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新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中《渔洋山人（王士祯）自撰年谱》相关内容，均未见得。对此，殊不知《考辨》作者是从何考得的？如果仅为“疑似”，那么就不可作为立论的依据。至于作者又称“1694年王士桢恰好60周岁”，以笔者之见，所称“恰好”并非巧合，而又系穿凿附会而来。试想，既然是“恰好60周岁”，那么题记中极应该作“甲戌周（花）甲寿辰”之类的语句，而题作“甲戌生日”，则恰恰说明不可能是“恰好60周岁”。再说，在清代除了1634年，1694年和1754年岁次甲戌之外，尚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也均是甲戌年，而且“这一时段”的书风已不再是所谓“干隆书法已成正统”之际，不知《考辨》因何对此却避而不述，这又如何来解释？纵观上述，笔者以为《考辨》在考辨中由于穿凿附会，故作解人，所以其中的一些述说难合情理，结论有悖事实，且有忽悠读者之嫌。

　　二、有关书画鉴别的原理和方法

　　在书画真伪鉴别中，与书画的优劣、好坏并无必然的联系。故书画鉴定界有“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之说。再说“在鉴别的范畴中，真伪第一，优劣第二，在真伪尚未判定之前，批判优劣的阶段就还未到来，两者之间的程序，批判优劣，是在真伪判定之后，而不是判定之前，亦即认识优劣，不可能不在认识书画本身真伪之后。”（谢稚柳《鉴余杂稿·论书画鉴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版）由此可见，在对“戴进写”《人物像轴》的考辨中，也必须以“真伪第一，优劣第二”为准则。在真伪鉴别中，最主要的依据便是根据戴进绘画真笔，从笔墨特征上加以比较，这是鉴别真伪的不二法门，如果舍此而采用其他的方法，那么所获得的结论必将与事实相悖。

　　然而，《考辨》却以画工的高下、优劣来定真伪，竟然称戴进款《人物像轴》的“画工在历代绘画大师之上，作品精妙绝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王士桢的戴进《人物像轴》，应为戴进真迹无疑。”又有称“特选取马远、赵孟頫、王绎、杜堇、唐寅、仇英、张大千等人的同类作品于后，并分别做简单介绍。（笔者按：‘介绍’从略）……上述作品均出自历史已作定论的中国绘画史中顶级大师之手，其中的多数作品选自《中国美术全集》，应视为这些大师的精品、代表作。而我们在成文之前，做过一个小小的测验，将上述这些准备在本文使用的照片混在一起，请参加测验的书画收藏者、鉴赏家、画家等各自从中选出画得最好的一两幅。参加测验者20人，选此幅为第二的1人”云云。由此可见，由于《考辨》作者昧于书画鉴别的原理，因而认为“画得最好的”戴进款《人物像轴》，就应为戴进真迹无疑。所以在考辨中才会采用如同儿戏的“测验”等方法……如此的“考辨”，真是只能让人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