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文物在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价值博弈
自1993年中国文物拍卖市场启动以来,回流文物在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了大部分拍卖门类的重要货源。
在欢呼市场繁荣,国力强盛,文物回流成为盛世标志之余,回顾一下文物回流各门类的构成及源流,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并值得人们深思的事。
1 自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建立之前,被劫掠的中国重要历史文物出现高价回购。
这一门类中标志性的回流事件,是保利博物馆在2000年从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回购的圆明园流失文物大水法中的青铜兽首。破天荒的高价、保利博物馆的国企背景、以及圆明园文物1860年惨遭劫掠的历史,三者叠加的和弦演奏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受到了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在这次回购事件中,三个兽首的文物属性和艺术价值备受争议,但这次回流事件所引发的市场热潮及社会关注却不容质疑。
有趣的是,以此开头的圆明园流失兽首,在今后的10年内有叠增续篇。中间有澳门赌王何鸿燊捐赠回流的青铜猪首,10年之后又有台湾藏家推出的精美马首,其咨询价已是当年猴首估价的10倍,成交价是当年三个兽首的两倍,高达6000万元港币,亦由何鸿燊再次解囊相助捐赠回归。
更有戏剧性的是,稍后在巴黎佳士得出现的兔首和鼠首,法国寄售人及拍卖行挟持被爱国主义绑架的中国买气,以两件过亿的估价与中国买家博弈,却被大陆闽商蔡铭超以佯买拒付的偏锋破了法国佳士得的商阵。稍后,中国官方文物局甚至发出了规劝性的文件,不建议中国以高价竞购有归属权争议的海外文物。至此,以圆明园生肖兽首开头的回流,就此画上了一个暂时性的句号。
从这10年的兽首回流的潮流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爱国主义和市场高价是如何分分合合,盲目的激情和审慎的质疑又是如何在价格消长中变化。更有启示的是,民间乃至官方对回流文物意义的认定和赋予,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竟然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2 近百年来在战乱和政权更迭之际,世家旧族举家外迁携带出境的大量传世文物回流。
1950年初,中国国家文物局受周恩来的嘱托,在香港收购回流的张大千所藏《五牛图》等一批早期中国名画,王季迁家族旧藏近年来也陆续出现在内地拍场上。
这部分藏品与第一类藏品的历史重要性相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世背景和社会功能,它们是中国历代士绅阶级私有财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大量世家旧族外迁的历史背景下,流散境外的文物一大部分为境外博物馆所购藏,成为各国人士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可以说,入藏在各国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另一部分流散文物,由于历经博物馆的强行征集及各次政治动乱的摧残,存世量已经所剩无几,民间收藏几成空白,因此这部分文物的回流,有效和及时的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并且其清晰的传承和身世,延续了财富和收藏的精彩故事,成为艺术品市场中竞相追逐的标的。
3 以大批日本旧藏为代表的中国字画及瓷杂藏品进入拍卖专场。
近年来,以大批日本旧藏为代表的中国字画及瓷杂藏品,往往以整批涌入真伪混杂、低标高卖的形式出现在嘉德四季、保利小拍及匡时的无底价专场中。这类回流品由于其真赝混杂的特点,往往在境外的收藏机构和私家仓库中已沉寂多年。可以说,大部分拍品既无历史价值,也无艺术质量,是历史上跨国艺术品交易中的沉淀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本不应当沉渣泛起,不幸的是,在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渠道狭窄的宏观环境中,又形成了沧海倒灌的奇特景观。
4 以港台和新马印尼等华人收藏为基础的中国近现代画家作品流入市场。
以港台和新马印尼等华人收藏为基础的中国近现代画家作品,从印尼郭庆祥收藏的吴冠中作品,到张宗宪收藏的齐白石作品,涵括了油画和国画的主要名家作品,动辄成军成阵,数以百幅计,形成系统收藏,并且在收藏形成过程中往往早有谋划,建仓价格极低。
在这个门类中,我们要注意两个特点,一个是从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起,外国的买家和赞助人是中国艺术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及社会地位的重要支持者;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藏家和新富阶级的市场行为充分体现了追捧名家不贵不买的特点,没有先知先觉的市场前瞻力,而有后知后觉高价追捧的勇气,其中的对比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5 由欧美著名藏家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大量现身。
2011年,比利时著名艺术收藏家尤伦斯男爵的私人藏品专场拍卖“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在香港苏富比春拍揭幕,专拍的105件重要作品全数拍出,总成交额高达逾4亿2700万港元。尤伦斯的藏品拍卖使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收藏,10年期间变成了有话语权和标志性的市场宠儿。
这个板块的特点更令人回味无穷,首先,既难看又难懂的当代艺术,由于其市场高价,牵动了既不懂又不爱当代艺术的投资者的入市。其次,国际当代艺术领域里的充裕资金,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艺术的阐释和价值建构,逐渐为混乱无序的当代艺术建立了标准,理出了头绪,乃至为下一代当代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效地影响了社会对当代艺术的心态。可以说,在这个板块上,当代艺术的价值建构和价格建构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行为。
6 改革开放以来流失的出土文物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流失的出土文物,由于种种上拍政策的限制,目前只有零星回流和私下成交。在这个混沌不明的板块中,蕴藏着巨大的危机,也潜藏着巨大的商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由于史无前例的基建工程和社会失序,导致了大量的文物盗掘和文物走私现象,出土文物及外流文物的总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其中流失的中国高古文物,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往往是历代文物精华,是物质遗存中的旷世绝品,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流失文物,其质量和珍稀程度可以媲美国内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我们文明构成中不可或缺的物证。
无论是与明清宫廷御制艺术品相比,还是与价格高昂的当代艺术品相比,这个门类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都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和收藏价值。可惜,由于文物政策的限制使藏家对这类藏品眼中无物,市场无价,国内外的禁运和禁售政策又使这部分艺术品不能化暗为明,许多惨遭流失的旷世珍宝,由于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因此归国无门,成为文化工作者和艺术爱好者心中永远的隐痛。
以上6个门类的艺术回流品,可以说它们的外流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源于不同的社会及文化原因,而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好是坏,是真是假,都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出路,卖出了历史高价。更为可惊可叹的是,从宫廷重器到当代艺术,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在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国的艺术品都发生了先外流后回流的状况,低价售出、高价买回成了艺术品市场的普遍规律。
回顾20年以来的中国文物回流史,可以说既有成绩,也有教训,既有机遇,又有无奈,既是经济繁盛的标志,也有盲目投资的原因。20年来的文物回流,投资重于收藏,经济重于文化,热情重于理智。展望未来,如何在今后的收藏文化建设中,逐渐建立美学标准,逐步构建交易规则;如何在文物交流和文物回流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和筛选标准,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命题,也是新一代收藏家的期盼和追求。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曾任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中国书画部主任,组织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回流拍卖。)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