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杂技来说，2013年1月2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中国杂技团的《俏花旦·集体空竹》和《圣斗·地圈》获得金小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捧起的第十三座金小丑奖，也是该团时隔9年再次捧起金小丑奖.。
中国杂技团位于北京南城，与大都市的热闹繁华相比，这里冷清了很多，但进入排练大厅时，那里一派繁忙——演员们排练的身影和四处堆放的道具让人目不暇接，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新鲜、好奇、刺激。
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杂技界的小小少年们却不是这样。
选择了，就没有回头路
在排练大厅，几个小女孩在练基本功，压腿、顶碗、拿顶(倒立)……整个上午几乎都在重复这几个动作。这种单调乏味的训练让旁观者渐渐感到审美疲劳，起初的新鲜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些小姑娘已在这一固定地点，以固定的训练方式磨炼了数年。旁边一位稍大的队员“无情”地对记者说：“她们差得远呢，长期顶碗，头的顶部都有一个棱儿，把碗一放待得稳稳的。”说着，她在我的头顶部比划了一个碗底大的圈。天啊！这真是铁杵磨成针的功夫。
当记者将镜头对准一个在帮学员压腿的老师时，她下意识地用手护住学员的脸，“还是别拍她痛苦的脸了。”当小姑娘的腿被老师高高抬过头顶，形成大于180度角时，她痛苦的表情令我产生了怜悯之心。
另一侧，记者看见有个小女孩儿一会儿被绳子拉起，踩在底座(托举人)的肩上，一会儿又被放下，一上一下，反反复复地做着那个动作——这有点儿像体操、蹦床、跳水等项目运动员在训练。同样受累的还有拉绳子的老师，整个上午自始至终重复一个动作。
这些小姑娘尚未出道，要吃的苦还很多。就像她们的前辈那样，唯有尝遍所有的苦，经历所有的难，方能攀上最高峰。
金小丑奖获得者杨迪、樊梦蝶和于晓洋告诉记者，他们小时候练功时所吃的苦数不清、道不完。只是现在叙述时，一脸轻松，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是，我体会到苦的种子早已植于他们灵魂深处。
1986年出生的杨迪来自哈尔滨，4岁时开始练习舞蹈，8岁那年赶上中国杂技团到学校招生，经过几个月简单训练，杨迪不幸落选，可她锲而不舍的坚持打动了招生老师，最终将她从哈尔滨带到北京。“妈妈告诉我，你既然执意要去，就要坚持下去。”只因妈妈的这句教导，后来再怎么苦，杨迪都咬牙坚持住了，而同来北京的伙伴或因伤、或吃不了苦纷纷离开。
“初到杂技团时，一切都是陌生的，心里特别害怕，也不知怕什么。”环境的改变、独立生活的不适应、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这一切都不是杨迪哭泣的理由，长时间的基本功训练没少让她掉眼泪。她说：“小时候练舞蹈，我已经觉得够苦了，没想到练杂技更苦。”她想过离开杂技，但最终毅力战胜了一切。
正是杨迪的这份坚守，让她获得了国内外杂技界所有大奖。已在杂技界奋斗了17年的她今年终于将梦想变成现实，捧得杂技界的最高奖项——金小丑奖。
樊梦蝶1989年生于北京，家境不错的她本该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童年幸福而美好的时光，可在观看一次杂技演出后，樊梦蝶对这一行当极度着迷，并梦想有朝一日穿着光鲜亮丽的演出服登台表演。
有时，命运竟如此机缘巧合。樊梦蝶8岁时，中国杂技团招生，天赋极佳的她被所在学校的老师推荐后顺利入选。从此，她走上了一条自己设计的道路，但这条路远比她当初想象的艰辛。“那时年龄小，心里想的都是美好的事情，真没想到会这么苦。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回头路。”樊梦蝶对记者说。
在樊梦蝶的记忆中，她的童年是这样的，“最初，我们每天都要练一两个小时拿顶，因为当时年岁小，胳膊又细又没劲儿，倒立支撑不了多长时间，腿就会下来。这样的后果特别糟糕，就是加倍拿顶，后来咬牙也要坚持住。”她说，通常是边哭边拿顶，鼻涕眼泪顺着脸滴在地上。训练结束后，地上湿了一片。问她为什么哭，她也说不清楚，或许苦，或许身上疼，或许越苦越想家。反正第二天照样拿顶，鼻涕眼泪照样一起淌。
“90后”男孩于晓洋是河北吴桥人，对于经历过的苦与痛，他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就像7岁时自己误打误撞，撞到了“枪口”上一样。说起于晓洋的杂技之路颇有戏剧性，他爱看武打片，痴迷武打动作的他将杂技误认为是武术，高高兴兴地进入石家庄艺术学校学习，哪承想“入错”了行。还好，从那以后，于晓洋不仅喜欢上杂技，而且越发出息，10岁时被选入中国杂技团，后来承担起主演角色。提及小时候练功，个性顽强的于晓洋说自己也哭过，同样是因为无法承受练基本功时所受的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苦的是对毅力的磨砺
《俏花旦·集体空竹》和《圣斗·地圈》两个节目加起来参加演出的不过29人。比起中国杂技团200多人的庞大阵容，获奖者只是少数。再加上全国各地的杂技演员，能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更是凤毛麟角，如同拼搏在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多少人中才能有一个刘翔、姚明脱颖而出。
杨迪说，她是幸运儿，一路走来有贵人相助，参加了多项比赛，国内国际大奖都拿过，“实现了大满贯。”现在，杨迪是中国杂技团的台柱子，也是《俏花旦·集体空竹》的主演。她从9岁开始跟随“王氏空竹”传人王桂琴学艺，走过了17年的艰辛历程，才实现了心中的梦想——捧得金小丑奖。
记者不太明白“点转十六周连接空竹”、“空竹三转1080°”、“三空竹背箭”、“小翻拉拉提接空竹”、“跑肩二节接空竹”、“连续窜毛接空竹”、 “双空竹跳绳”等术语，但深知杨迪对这些动作早已驾轻就熟。她的青春年华大都与杂技为伴，而且前进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来。不过，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只是她杂技人生的一小部分，背后的故事远比舞台展现得更为精彩、感人。
“我小时候总弄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狠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儿吃苦。他们就不担心吗？长大了，我慢慢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杨迪说。
锻炼毅力，培养坚强性格，这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这一点杨迪的父母做到了。
杨迪说，对杂技演员来说，皮肉之苦不算苦，比这更苦的是对毅力的磨砺。一个动作翻来覆去练几年，枯燥的训练和平淡的生活让杨迪在这种环境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度过了少年时光。她说，中国杂技团周围以前都是庄稼地，四周用围墙把她和小伙伴与外界“隔离”，“主要考虑安全问题，怕我们小孩子出去走丢了。”不难想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的杨迪们，比围墙外面的孩子少了很多童趣，也少了父母更多的呵护。正如樊梦蝶所说：“小时候最羡慕孩子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到公园玩。”
记者问樊梦蝶，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会让父母为你做点什么？她说：“让他们带我到公园玩。”
可见，樊梦蝶们追求的童年生活简单得几乎每个父母都可以满足孩子，但杂技团的小演员们却将其视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如同运动员，他们在为国家争取荣誉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不过，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笔精神财富——拥有一颗坚强的心。
能够登上金字塔尖的人只是少数，就像记者在现场看到的那样，午饭时间到了，还有小演员在老师的指挥下训练。一个小姑娘在场地里练车技，一圈一圈地绕行，我无法统计她已经骑了多少圈，还要骑多少圈，因为我已经在那待得够久了，我想等她下来聊聊，可老师始终没有发话允许她休息。和她一同“受累”的还有站在中间的老师，同样是饿着肚子与她一起练。
另一小男孩踩在钢丝上晃来晃去，看似简单的动作，也是练了很长时间。估计他一定是因为没有达到训练效果，所以吃饭时间同样被推迟。
杨迪告诉我：“老师都是为了学生好。我小时候练功也被老师罚过。当时特别不理解，现在却非常感谢老师当初的严厉，如果没有他们帮我们打好坚实的基本功，我们哪有现在的成就。”杨迪正是比别人付出得多，才有了后来的收获——儿童类比赛最高奖项、“金K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2007年央视春晚“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戏曲曲艺类)”一等奖……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能甜上甜。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樊梦蝶的父母从小就这样告诫她。所以她认为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尽管去北京十渡景区玩儿两天，去滑雪场滑雪看似很普通，却让她格外怀念，而今道来仍是眉飞色舞。她通过无比艰辛的努力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如同她从小当“尖儿”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重新选择 还是杂技
2003年的央视春晚杂技节目《化蝶》(原名《东方天鹅》)在全国观众间引起轰动，后被评为“特别奖”。这个节目在2002年第26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上曾获杂技界最高奖项“金小丑奖”。让我感兴趣的是，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演员吴正丹与魏葆华之前是技巧运动员，于是有了我与杂技界的第一次接触——在北京对吴魏二人进行采访。
这次赴中国杂技团采访同样是为了“金小丑奖”，同样是为了寻找“运动员”。不同的是，这次来到“国家队”，因为听说该团演员中也有人以前是体操或艺术体操运动员，但到现场一看，根本分不清谁是练过体操的，谁是练过舞蹈的，或者之前根本什么也没练过。那一刻，在排练大厅，所有演员如同运动员一样，埋头苦练，争创佳绩。
“金小丑奖”获得者张亮之前是体操运动员，后来被选中练杂技。他说，其实训练量都很大，不分伯仲。如果说两者间的差别，体操翻跟头时很飘，而杂技更看重美感，更讲究技巧，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我不理解他所说的“飘”是什么意思，也不理解怎样翻跟头更具美感，但我看见一群男孩儿在不停地练习翻跟头，踏在地板上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我问《俏花旦·集体空竹》演员之一樊梦蝶：“你喜欢体操或艺术体操吗？”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艺术体操，因为与杂技一样都很美。我又问：“你知道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能拿多少奖金吗？”她说：“不知道！但肯定比我们多。”
最终，我没告诉她奥运冠军到底能奖励多少钱，因为我知道，获金小丑奖的演员各奖励5万元。我能够想象到，告诉她会产生什么后果。
也可能是我多虑了，应该什么副作用都没有，因为当初她选择了杂技，就已经将自己无私地交给了杂技艺术。樊梦蝶说，如果重新选择，她还会选杂技。
翻跟头时踩空了
记者：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于晓洋：我们比赛前三天到达摩纳哥蒙特卡洛，之后进行场地适应训练。由于参赛队较多，各队安排适应场地时间都非常短，我们是夜里练——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深夜两点半排练，一直到早晨六点半结束。那三天，我们都没睡好觉。
樊梦蝶：比赛场地比我们排练厅的条件差很多，锯末铺的地，不实，一脚深一脚浅，在做一个简单动作时，我还差点崴了脚。场馆的气味特大，地上还有马屎和大象屎，因为驯兽节目在我们之前表演，我们是第五个上场。
记者：比赛前紧张吗？
樊梦蝶：我每次比赛都特别紧张，这次更紧张。
于晓洋：紧张，生怕失误。
记者：于晓洋，你在《圣斗·地圈》里承担着翻越八圈的任务，加起来高度是多少？
于晓洋：3米。
记者：杨迪你现在还吸氧气吗？
杨迪：不吸了，因为准备比赛时强度太大，我有哮喘病，为了不耽误排练，只能一边练一边吸氧。
记者：你们之前对获得金小丑奖有把握吗？
于晓洋：没有，就是想拼一下。
记者：什么时间知道获奖的？
樊梦蝶：比赛第二天，1月21日凌晨。当我们知道得奖后，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包括老师，太激动了。
于晓洋：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流下来。我看见很多人都哭了，一晚上大家都没睡觉。
记者：现场观众是不是给了你们许多鼓励？
杨迪：我感觉国外观众特别懂杂技，也特别热爱杂技。对演员特别热情——掌声、哨声，还有跺脚声合着音乐的节拍很有震撼力，我们在台上演出时更能表现出激情。摩纳哥国王和小公主与其他观众一样，都站起来鼓掌，我们谢了三次幕。台上的我们和台下的观众都非常兴奋，他们说，不怕你们失败，只要能从失败中走出，我们就为你鼓掌。
记者：捧得金小丑奖后，你们受到了什么奖励？
樊梦蝶：5万元奖金。
记者：拿到了世界杂技界的最高奖，今后有什么新打算？
于晓洋：开始学新节目爬杆，有六七米高。这个节目难度相对小点，我毕竟20多岁了，太惊险的动作不敢做了。
记者：你们受过伤吗？
于晓洋：14岁时，脚受过伤，现在还能看出两只脚不一样(说着，于晓洋让记者看他的右脚)。
樊梦蝶：一次演出，翻跟头时脚踩空了，后来一查骨折，但当时我硬是咬牙坚持演完，还没让大哥哥(搭档)抱着退场。
记者：奋斗了十几年，经过努力，你们给家里带来了哪些改变？
樊梦蝶：没有。我每月基本工资2000多元，基本是“月光族”。
杨迪：我们挣钱不多，主要靠商业演出，这次为了拿金小丑奖，将近一年没有参加商业演出。但很值，荣誉比金钱更贵重。
链接：金小丑奖
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艺术节是当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杂技艺术节。该杂技节由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创办于1974年，至今已举办37届。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艺术节的最高奖“金小丑”奖，是世界杂技从业者的终极梦想和追求，该奖项被誉为世界杂技的“奥斯卡”，也有“杂技奥林匹克”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