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至左：林志炫、周晓鸥、沙宝亮、黄绮珊、辛晓琪、尚雯婕、胡海泉。
《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
林志炫、杨宗纬、黄绮珊、辛晓琪、彭佳慧、周晓鸥、羽泉……当这些实力派歌手同台PK，而且去留权掌握在非专业观众手里时，是不是足够吸引眼球？
明晚，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总决赛开锣，谁将荣当本季歌王？充满悬念。自1月18日《我是歌手》横空出世以来，便像一部综艺电视剧吊着观众的胃口，收视率、关注度、吐槽热、广告吸金力节节攀升。
回望过去的三个月，节目编导、专家顾问、竞演歌手、观众评审……来自每个维度的体验、感受，都为外界审视这档颠覆传统审美经验的真人秀节目提供了视角。《我是歌手》当然不是音乐行业的突破，但却是电视综艺节目的一次突围。
1、让每一首歌成为一个故事
任何一档电视节目成功的前提都是优秀的创意，《我是歌手》也不例外。
与《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节目一样，《我是歌手》也是引进版权的“复制品”。韩国MBC电视台于2011年3月推出一档节目，旋即爆红。
《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说，他第一次看韩国原版节目时就流泪了，“他们唱的都是本民族语言的歌，没字幕，听不懂，但我还是被牢牢地抓住了。他们不编故事，而是采用电影制作的方式让每一首歌成为一个故事，这样一种电视面貌和叙述语言，在电视史上是全新的。”在他看来，“对音乐的真诚”成全了这档节目。
在进行本土化制作时，洪涛团队努力秉承这一点，紧紧围绕“音乐”二字做文章。“大致我们会保证有一个是唱摇滚的，男女歌手的比例是四比三。有些人用‘过气’形容这些参赛选手，我觉得不公平。我们应该尊重这些努力过的歌手。”《我是歌手》专家顾问、恒大音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柯说。
节目中，每一位歌手演唱时，荧屏左下角的字幕，除了歌曲的原唱、词曲作者、编曲者，还有现场担任伴奏的乐手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细节“惊”动了不少音乐圈里的人，用乐评人科尔沁夫的话说：“这是个不太被注意的小细节，以前从未做到过。这是对音乐的尊重。如果说有太多娱乐节目会让人忘了歌手的身份；有太多选秀节目只把音乐当作一个手段，扮草根、编故事……那么，《我是歌手》远离了这些。”
《我是歌手》的火爆程度，洪涛团队之前根本没料到。“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冬季的后晚间时段，播出前的宣传推广也非常有限，为此我们还向台里抱怨过。但没想到，首期播出后，很多音乐人都在微博上刷屏，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成功的先兆了。”
据媒体报道，《我是歌手》总决赛中将会出现33家广告主的95条广告。最高单条15秒广告报价高达63万元。有意思的是，这条广告的买家居然是湖北广电旗下的一家广告公司，据说该公司打算用这个中标时段推介湖北卫视新推出的一档大型节目。逼得同行付广告费给自己，湖南卫视心里定是乐开了花。
洪涛觉得，正是网络的二次传播、口碑传播，让《我是歌手》越来越火，“大家乐于发表对音乐改编、高手对决的看法，一时间诞生了无数‘乐评人’。这恰好说明，观众对这档节目的关注是在音乐上。”
在洪涛看来，长期以来纯音乐类节目除了演唱会现场实录，大多数都处于边缘状态，这就需要用强刺激的电视包装手段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才诞生了火爆一时的平民选秀，继而又有了像《我是歌手》这样的明星PK。“《我是歌手》不只是一场场对决赛，我们把它做成了‘事件型的音乐’，从音乐中听出故事，用讲故事的手段包装音乐，所以在节目中，除了演唱环节，还有幕后故事，有歌手的情绪，有专家顾问的点评……这些共同‘包装’了音乐这个核心。”
2、“电视大片”的真实性追求
有了创意，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意，最终决定着传播效果。
“《我是歌手》是韩国综艺节目第一次向国外输出版权，没什么制作宝典，我们基本是照着韩国的成片来做的。”《我是歌手》副导演洪啸说。韩国版权方能够提供的只是“现场探班”。他们两次前往韩国，盯着看韩国人怎么操作，回来再研究、摸索。
《我是歌手》一期节目90分钟，歌手们唱歌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除此之外，就是“真人秀”。《我是歌手》现场光摄像机就有38台，加上监控共有40多个机位，全景式拍摄，覆盖后台、舞台、观众席，捕捉歌手、观众的一举一动。
洪涛团队将近300人，分成导演组、观众组、后期组等。有意思的是，还有个“编剧组”。“除了音乐表演外，你想表现什么？每期都要进行系统规划，每个歌手身边也要配一个编剧，负责和歌手助理、经纪人、场记沟通。”洪涛说。
一开始，《我是歌手》一期节目素材多达1000个小时，有的存在卡带里，有的存在电脑系统里。“光是上传素材，十几台机器同时工作，也要一两个通宵才能传完。我们的后期剪辑团队有20多人，负责处理这些素材，第一期节目剪了15天，洪涛导演4个通宵没睡觉，病倒了。”洪啸说。
后来，慢慢摸出了门道，《我是歌手》的素材降到300个小时一期。“我们的拍摄、剪辑、制作都建立在科学、高效的生产方式上。以往从素材中找一个镜头，可能需要从头到尾看一遍，现在不用，有专业的技术，比如要从一个小时的素材中找一句话，很快就能检索出来。”即便如此，节目组的工作强度还是非常大的。韩国每期节目有两周准备时间，而洪涛团队只有一周。
《我是歌手》尽可能忠实于韩国原版，比如由竞演歌手担当主持人，于是便有了“zhi哥”胡海泉。“海泉有亲和力，很会和人聊天，之前有过主持经历，在歌坛也是承上启下。本来我们计划他和陈羽凡一人一期，后来全由他代劳了。”洪涛说。现场，胡海泉有节目组提供的提词卡，但也经常临场发挥。此外，在韩国《我是歌手》中，每位歌手都有一位知名笑星充当经纪人。“这一点我们做不到，所以就用了‘芒果’名嘴。”洪涛说。
综而观之，《我是歌手》的特点是高度浓缩、提纯，还原现场真实感，用洪涛的话说，“镜头不准移花接木，节目不能插播掌声，追求真实是这档节目最大的特点，就像电视大片，最终呈现的每一帧镜头都极富含金量。”
关于这一点，《我是歌手》的专家顾问之一、词作家甲丁颇为感慨。“我们的点评一般都要录半个小时左右，后来我发现，真正播出时，剪得只剩下两三句话。说实话我当时就挺生气的，心想，我大老远飞长沙去说半天话，结果给我剪得不剩几句，我何苦啊，所以第二期我都不想去了。后来，他们节目组的人跟我解释了很久。我一琢磨也想明白了，人家这样做是对的，打个比喻，他们其实是把娱乐节目当新闻节目去做，通过大量的素材找到想要的新闻点，凸显现场真实的记录感，这是一种超前的电视手法。”
3、现场观众唯一福利是份盒饭
也许，这种真实感非身临其境者不能真切感受。
“现场氛围真的是不一样，特别有感染力，你很容易就融进去了。通过电视播出来，效果是打了一些折扣的。”观众王琦说。《我是歌手》播出后，有网友质疑节目组请了观众托儿，尤其是最初出现了“哭泣姐”、“陶醉哥”、“表情帝”等。所以，王琦在亲身体验了一回之后，便开始极力为节目组“辩解”。
根据规则，《我是歌手》共有500名观众，也就是“知音听审团”，他们的选择直接决定歌手的去留。这些听审团成员从十几岁到50岁以上，每个年龄层各有100人，是通过金鹰网和114电话报名严格选出的。
年近五旬的王琦看了《我是歌手》之后，很想去体验一回现场。她通过114电话报了名，“当时对方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喜欢哪些歌手，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成为一名歌手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之类的，之后就说让我等消息。”几天后，节目组电话告知她可以参加《我是歌手》现场录制。在预定了北京至长沙的高铁票之后，节目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来电问她是否已准备好行程，“他们生怕出点儿什么问题，并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考虑得真是很仔细。”
参加《我是歌手》的观众，差旅费、住宿费全部自理，用王琦的话说：“唯一的福利是一份盒饭。”即便如此，她还是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入选，“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优势，报一次名就选上了。我到了现场之后，和其他观众聊天，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报了好几期才选上的。”
王琦参加录制的是《我是歌手》第三期节目。当天，所有观众评审都在下午四点前赶到现场，凭身份证领取号码牌、纪念品（节目赞助商提供的一袋洗衣液）、流程图以及晚餐卡等。队伍排得老长，有些繁琐，入场时间是晚上七点钟。“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坐在一个方阵，越年轻的越靠前。”王琦记得自己坐在第九排，比较靠后了。
虽说仅仅享有一顿免费的盒饭，不过，想来参加《我是歌手》的人还是很多。洪涛说，录第一期节目时有将近2千人报名，等到第十期，就有3万4千人报名了。
根据规则，每位观众要在选票上写下三位歌手的名字，写多或写少，都视作废票。“通常说来，除了专家顾问团，歌手的经纪人也可以全程监票。有歌手的经纪人曾经质疑过票数，我们就把原始的投票拿出来供其查阅。”洪涛说。
4、《我是歌手》改变了什么？
如果不是迫于《中国好声音》的压力，《我是歌手》的突围崛起，也许尚待时日。
洪涛说，湖南卫视的节目研发部门早在2011年就购买了《我是歌手》的版权，“2011年底和2012年初，两次想过要做这个项目，但当时觉得，韩国音乐市场偏向偶像派歌手，边缘化的实力派歌手没机会展示，所以需要这样一个舞台。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成名的歌手根本不缺演出平台。”
2012年夏天，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火遍全国，“中国好生意”的图景越描越绚丽，各家电视台都坐不住了，开始倾力“灭火”，《我是歌手》方案再度进入洪涛团队的视线。经过和台里其他三个团队的竞争，洪涛团队的制作方案最终中标，时值2012年10月。
“国内音乐类节目数量很多，但类型太少，《我是歌手》带来一种全新的音乐类节目。”乐评人丁博说。从2004年《超级女声》开始，“平民选秀”风潮愈演愈烈，草根梦想越来越浓，“百姓舞台”越搭越多，然而，观众终有审美疲劳、心态麻木的那一天。此时，《我是歌手》的出现，堪称“逆袭草根”，重新挑动起大众的神经。
《我是歌手》选择了一条精英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道路，参赛者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实力派歌手；现场的音响、灯光以及制作都堪称顶级，展现了电视节目制作的高标准和精细化，这也造成了其他卫视的危机感，纷纷摩拳擦掌要在“大片模式”上一展身手。
甲丁甚至觉得，《我是歌手》让他改变了对电视综艺节目的习惯性认知。他第一次步入《我是歌手》录制现场时，曾大为惊讶：“我见过太多包装豪华的电视晚会节目了，一下子到了这个环境，真觉得不可思议，现场是那样简陋，舞台是那样简单。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太习惯于奢华了，而这个舞台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包装，纯粹以音乐为内核，一切都从音乐这个本质出发，这是最可贵的。”
除了节目形态上的突破、创新，《我是歌手》也在改变着观众。《音乐周刊》主笔卢世伟记得，黄绮珊曾在节目中随口说了一句：“哪有什么海豚音啊。”听到这儿，他心头微微一震，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这档节目从某种意义上将成为音乐普及、提高观众音乐鉴赏能力的一个桥梁。“从黄绮珊最初带给大家的惊喜，到后来很多人对她的‘讨伐’，说她‘唱商’低，只会飙高音……其实都是在关注音乐本体问题。网络上，专业观众用专业的眼光、标准来评判，而更多非专业观众在用和音乐毫不沾边的词汇来表达感受，不管怎样，大家围绕的核心都是音乐。”
毋庸置疑，《我是歌手》改变了歌手，这里不仅是指商演出场费的上扬。这样一档节目，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将歌手内心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为音乐之梦顽强拼搏的激情、韧性彻底“挖掘”出来，并无限放大。甲丁作为旁观者感受到这一点：“对这些歌手来说，在这个场合，名利已经不重要，克服怕输、怕丢人的心理障碍，展示对音乐的热情以及对音乐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场外故事
“死磕”齐秦 “追击”黄绮珊
《我是歌手》最出其不意的地方是把明星打回普通人的状态。很多人觉得，《我是歌手》的竞演歌手可能是拿钱“砸”来的。对此，洪涛坦然一笑：“绝对不是一商演价格，也不是统一的标准，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价格。”
这些歌坛“大咖”们究竟是如何被“忽悠”来的呢？洪涛说，他动用了在音乐圈几十年的人脉关系，前前后后共向内地及港澳台的100多名实力派歌手发出了英雄帖，“几乎所有明星最开始的回复都是四个字‘绝无可能’。”拒绝的理由，一是觉得没必要参加，再就是怕“掉价”。
无奈之下，节目组开始磨嘴皮子。“我们给他们看韩国原版节目，跟他们讲，节目的核心是音乐，竞赛和排位只是电视的一种包装手段。我们拥有最好的音乐团队，包括音乐总监梁翘柏；我们有30多人的现场伴奏，有电声乐队、弦乐、管乐……”洪涛说。
找齐秦，洪涛最初想通过他的经纪公司，对方断然拒绝了，“根本没让我们接触到齐秦本人”。公司还开了一个比平常商演还高的价格，企图“吓退”洪涛。后来，洪涛找到圈内好友张漫，她和齐秦也是好朋友。张漫力劝齐秦，可是齐秦一再强调：“让我唱歌没问题，但我就不用PK了吧？我可以做嘉宾。”后来，张漫又是“人情绑架”，又是“激将法”，终于说动了齐秦。
有了歌坛传奇齐秦坐镇，节目组终于有了信心，更有动力对其他歌手软磨硬泡了。就说黄绮珊吧，可是洪涛千里“追击”才请来的。
洪涛和黄绮珊很早就认识，知道黄绮珊唱功了得，“但她在电视上知名度几乎是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微博上和黄绮珊联系。当时，黄绮珊正在新加坡读书，没有回应。2012年11月，得知黄绮珊回国，洪涛飞到北京“堵截”，扑空之后，又追着她飞到重庆老家，向她介绍《我是歌手》。
“看得出来，她对歌坛绝望了，但她内心对唱歌的热爱没有消失。不过，节目录制时间和她的学业有冲突，而且，她读的是神学院，在信仰和机会面前，她选择了信仰，拒绝了我们。”洪涛说。
其实，他也担心黄绮珊如今的歌唱状态，于是表达了想听她唱歌的意思。黄绮珊虽面露不悦，可还是和洪涛来到了KTV。“她唱了四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不要告别》、《回家》、《剪爱》，实力丝毫不减当年。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节目错过她，将是个大损失。”
回到长沙，洪涛收到黄绮珊的回复，还是“不行”。不死心的他又找到一个黄绮珊曾经的“好姐妹”，“我不断鼓动她，说‘先把黄绮珊骗来吧！让她感觉一下这个舞台，值不值得她来’。”最终，黄绮珊被说动了，因为要顾及学业，她只签了两期合同。
“第一次彩排，她一出场，从乐手到伴唱，几乎都听傻了——中国怎么会有唱得这么好的歌手？而她内心对唱歌的热爱、激情，也被彻底唤回。她决定留在这个舞台。”洪涛说。
鲜为人知的是，当初台里对邀请黄绮珊几乎全票反对，因为，没有人了解她这个人和她的歌。正是洪涛的“执迷不悟”捧出了黄绮珊这枚“核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