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文明的嬗变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建筑加以体现和展示的，如果没有对建筑的寻根和解读，人类文明将显得庞杂和模糊。

建于1907年的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　苏继和 摄

　　由于受到客观环境和外在力量的影响，建筑文化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一些重要阶段和特殊时期，其命运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和文化多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回顾、审视和解读西方建筑文化对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对于正处于城镇化时代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前中西建筑文化初步交融

　　就本质而言，建筑是一种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物化的审美旨趣与伦理规范。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大都为明清时期的宫阙殿宇、亭台楼榭，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整体上更趋闭隘守旧，以致于建筑形态遁入僵滞、沉闷和压抑的窘境，所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将明清建筑称作“羁直期”，这也表明中国传统建筑呈现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之势。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广泛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纯正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方建筑文化元素。在天津、哈尔滨、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官府、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比如上海外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南京下关和北京东交民巷。这一时期清朝个别皇帝也开始接纳和认同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采用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的典范。但由于有清一代总体上仍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

　　近代以降中西建筑文化交汇

　　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建筑风格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不同流派最终定格于现代主义，这些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程度不同地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反应和体现出来。西方建筑的优胜独特之处，在清廷中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1847年林则徐曾对西方建筑作如下评价：“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1879年，康有为到英国治下的香港考察，当他徜徉于鳞次栉比的建筑环境中时，不胜惊叹和感慨：“览西人宫室之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彰显个性与特色的建筑审美观念的强力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被迫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采纳西方建筑文化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尘封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炮舰和鸦片彻底打开，国家命运蹇塞多舛、风雨飘摇，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在窘迫和屈辱中启动，被西方列强所占据的城市的建筑也开始大范围地西化，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地出现了“摩登式”、“万国式”、“国际式”等现代主义建筑。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列强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呈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建筑，从带有芝加哥学派特点的沙逊大厦，到流溢新艺术运动色彩的国际饭店，从洋溢新古典主义基调的汇丰银行，到律动折衷主义旋律的江海关大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哥特复兴式风格的建筑纷至沓来，包括制式、理念、技术和制度等多个层面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遭受重大冲击，中国传统建筑逐渐被边缘化。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是在一个以“礼制”为肌理的相对闭塞的文化体系内流传和递嬗，在总体上处于守成求稳的暮气状态，亟需注入新异的文化质素。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鉴于近现代中国的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这些教堂以哥特式风格为主。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但教堂风格依旧属哥特式，只是该教堂不如徐家汇天主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这些教堂由于由中国工匠施工建造且监管不严，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事实上，正是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建筑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彰互显，才使得中国近现代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卓异风貌。

　　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衷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则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境地。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轻柔、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建筑不是普通的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往往具有深不可测的政治权威意义。

　　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的融合

　　建筑作为一种象征性文化符码，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诉求，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文明的嬗变在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建筑加以体现和展示的，如果没有对建筑的寻根和解读，人类文明将显得庞杂和模糊。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十九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运用了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1921年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这些建筑表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背景和特殊的渊源，那种认为建筑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对应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和演化在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既冲突又交融的空间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