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藏涌现出各类歌舞作品，可谓雨后春笋、百花齐放。特别是中央召开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的艺术事业有了长足进步。有的艺术作品规模史无前例，有的打破了西藏获奖的历史纪录，不少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各文艺团体对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成绩显著。如《丰收之夜》、《逛新城》、《洗衣歌》等作品，形式独特、内容深刻，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成为西藏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更成为向世界展示西藏发展的经典作品。

　　从艺术创作和专业的视角审视，当下创作的歌舞与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优秀歌舞作品的水准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实，从硬件角度来讲，过去西藏没有像样的剧场和训练场地，各种设施残缺不齐，条件比较艰苦。如今，西藏各地区都有现代化的剧场和训练基地、排练场地，硬件设施基本齐全。拉萨的条件更好一些，有些硬件设施已达到了全国中等水平。从软件来讲，过去从事艺术表演工作的大多数人员是半路出家，基础相对较差，且专业创作人员很少，演职人员身兼多职。如今，西藏80％以上的演职人员都是科班出身，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作曲和各种编创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达到95％以上。

　　经过认真比较和反思，笔者认为，西藏的歌舞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在走下坡路，尤其是近几年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不太重视民族歌舞的风格特色和艺术创作规律以及职业道德，贪大求洋甚至好功造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人不太按艺术创作规律进行操作运行，也不太了解西藏歌舞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过去创作中的经验教训，粗制滥造，结果不伦不类。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特殊环境和各种因素。笔者认为，一是指导思想和提高全面素质的问题。二是作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不够。三是了解社情民意不够，尤其是缺乏长期深入艰苦生活的精神、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所以在创作中才会无想法、无灵感——不到生活中去，就不可能收集到所需的素材，更产生不了强烈的情感冲击，碰撞出心灵的火花。四是在学习中缺乏分析和判断，在借鉴外国和其他民族优秀艺术成果方面，没有掌握好尺度。在全球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毛主席所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重要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应当以我为主，认真学习外国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和科学创作理念，将一切外来的东西变为表现和丰富自己作品的手段，充分地借鉴与运用。五是对西藏传统歌舞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要认真科学地挖掘整理和传承发展；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走向，进行合理加工、提炼和创新。创新是西藏传统歌舞得以继承的根本，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产生原因、形成过程，不是学会几个动作、接触一些艺人就可以编的。

　　在很多方面，老一辈做得更科学、更有前瞻性。当时，他们虽处在西藏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工作环境和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对事业坚贞不屈，而且勇于奉献，目的地和出发点都如同水晶般清晰可见。他们不怕苦、不怕累，长期深入生活，与藏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细致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掌握了西藏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生活常识以及娱乐方式，积累了大量素材。他们也更好地运用了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规律，运用巧妙的技法和真挚的思想情感，对藏民族艺术形式进行了适当的加工提炼和突破发展，使编创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以及神奇的艺术感染力。

　　舞蹈《丰收之夜》的歌舞场景，很好地采用了当时西藏到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和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亲切感人。尤其是舞蹈中间老人的幽默诙谐敬酒道白说唱形式，更加符合藏族人民的情感表达方式，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又如对踢踏舞、果谐的提炼和发展，男女群舞和男女对跳的舞蹈编排，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藏族人民丰收后的喜悦之情，充分体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丰衣足食的生活场景，很好地完成了情感主线。

　　再如表演唱《逛新城》，运用一老一少的表演方式，很好地揭示了当时西藏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和人民心花怒放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父女两人幽默诙谐的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符合藏族人耿直爽朗的性格和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升华了节目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又如采用载歌载舞的形式编排出的歌舞《洗衣歌》，体现了新型军民关系。载歌载舞是藏民族常见的一种歌舞形式，舞离不开歌，歌离不开舞。作者非常巧妙地借用这种艺术形式，加上藏族人洗衣服的肢体动作，并对果谐、踢踏动作进行重新组合、提炼编排，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舞蹈语汇，亲切可爱、可信度高，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成为当时广为流行的歌舞节目。

　　这3个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小见大、特色鲜明、立意深刻、表现手法高超。正是因为当时的编创者们有着厚重的生活经历和敏锐的捕捉能力，才创作出了如此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所以，能否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并非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是取决于创作者的政治倾向和对事业的追求以及职业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