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2月12日《天津日报》报道，孙犁在育德中学读书时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的习作又有新的发现。河北安新县周润彪先生从图书馆藏书目录汇编上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育德月刊》；刘宗武和周润彪两位专家查阅后得知，此间竟藏有完整的23本共27期《育德月刊》，在过去发现的小说《孝吗？》《弃儿》和独幕剧《顿足》之外，又发现了另外两篇小说：《麦田中》和《自杀》。

　　这两篇小说的发现，使孙犁中学时代的习作成了一个比较可观的系列，在孙犁创作的早期、中期、晚期三阶段之前新添了一个准备期，从而为研究者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背景上考察孙犁文学创作生涯的轨迹、历史进程及其演变的踪迹，提供了新的实证性资料与另一研究视角。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北方，保定育德中学是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的名校。据介绍，《育德月刊》是育德中学同学会创办的文科综合性月刊，每期刊出二至五篇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剧本。它上面刊登过名家如胡适等人的文章。1928年10月1日创刊，被官方“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被一些著名图书馆收藏。因之，该刊与一般中学校刊的质量与地位明显不同。从现在知道的情况看，孙犁似是当年在校同学中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位；晚年，他对此时期的习作有着深情的回忆。

　　把《麦田中》《自杀》这两篇小说放在上述5篇习作整体之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孙犁中学习作期在文学创作准备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进而梳理他一生创作的发展脉络。从五篇习作的题材看：16岁写的小说《自杀》叙述一对青年男女为反对封建礼教对他们婚姻自主的干涉而双双自杀的惨剧；17岁写的小说《孝吗？》，讲述了一位朝鲜革命青年秋影在母亲鼓励之下克服封建观念走上战场的故事；稍后发表的小说《弃儿》，写了一个举人家的少奶奶被旧礼教逼着“守节不嫁”，有了私生子之后被抛冰冻的苇坑而自身又被逼死的悲剧；同年写的独幕剧《顿足》，演绎的是朝鲜青年反抗日本文化侵略、人身欺凌的一幕；而18岁写的小说《麦田中》，写的是一位富家小姐在夜戏散后于麦田中与昔日相识的青年野合而被人发现、赤裸裸地捆在一起，并被数百闲人围观、终于被受过王姑娘父亲栽培的村副李先生设计放走的悲喜剧。总之，孙犁的五篇习作，是继承着五四文学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的传统，而在创作方法上则着意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路子，汲取着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精神营养。

　　我以为，新发现的两篇小说，弥补了此前那三篇作品中朝鲜生活题材占到两篇、中国社会生活题材仅有一篇的不平衡性；而在写作时间上，《自杀》写于1929年上半年，当时孙犁正好16岁整，《麦田中》写于1931年夏初，孙犁正好18岁整，恰恰从上限和下限上延伸了此前三篇作品写作的时间，从而便于我们在孙犁中学时代习作系列整体性方面，作出一些分析。沿着时间的轴线考察就会发现：虽然这五篇作品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各有其功力，但分开而论，写于最后的小说《麦田中》还是艺术水平最高，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五篇“少作”的翘楚和代表作，它代表了孙犁中学时代习作的最高水平。按照时下的说法，小说《麦田中》，应该说是孙犁习作期的一篇“标志性”作品。在研究孙犁创作时，我们要关注到习作期少年孙犁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学修养的提高，当他刚刚叩开青年大门之时，这篇《麦田中》大大地跨越了中学生优秀作文的档次，实实在在地迈进了文学创作的大门乃至比较成熟，见出作者非凡的文学才华，而“孙振勋”俨然是一位训练有素、基本功相当不错的青年作家了！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此期的《麦田中》与后来的《荷花淀》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时期的代表作。

　　我们在考察《麦田中》的艺术成就时，还要考虑到中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孙犁（五篇习作皆署名真实姓名孙振勋）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的磨炼上，而且每次的作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在如此的境况下，《麦田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实在使人惊奇不已！

　　我们说《麦田中》在艺术上接近成熟，是有根据的。首先，该篇感情饱满凝重，以一种悲戚而又略带滑稽的美学格调倾诉着封建礼教“家规”压制和吞噬青年人婚姻与爱情的罪恶。久被禁锢的王姑娘，与俊美的旧日相识野合而被捆绑、羞辱围观和私设公堂审问，而数百名看客“好过瘾”、“有趣”的喊叫以及用柳条抽打“她”和“他”的举动，为旧礼教制造的惨痛悲剧抹上了一层戏谑的色彩。整篇小说，因而显示着悲喜剧交织的美学格调。其次，小说的场景和人物描写甚为简洁，毫无闲笔浪墨。前者，如写道：“夜戏散了，将近午夜，远处的灯光的照耀，天空星儿的微光，可以使人们看得真切一点，但是不久便有人提了两只灯笼来，放在肉体的一旁，观众越觉得有趣了。”寥寥几笔就使读者进入了故事中的规定情景。写人物的语言、举动和神态，都能够突出其表现特征，颇多画龙点睛之笔，具传神之妙。在柳条的抽打和人们的笑骂之下，“他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合着眼，伸着腿无可奈何的躺着”；“她——香汗流下，红唇发紫，面色由红而赤而苍白了”。纯用鲁迅所擅长和推崇的“白描”。村副出场的描写也是如此：“当两盏纱灯照路，两位绅士陪伴的村副李经常先生来到的时候，人们便迅速的不约而同的向后退去，一个人为的墙壁的胡同便形成了，村副这才举动庄严的大摇大摆的走进人群。”可谓一笔并写了人物与动态的环境两面！复次，结构安排巧妙、见出匠心。开头以“两个赤裸裸的身体，綑在一起，平行地上下的放在地上。在这人迹稀少的绿苗中，站满了看热闹的男女”——从故事的高潮处起笔，逐步地在情节的进展中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由年轻的小三招呼众人来看热闹并公决要对犯事者“拷问”，引出村副来到；进而写村副在灯光下凝视姑娘的“面貌”——“就是这一眼他那摸着黑胡须的手垂下了，面上出现了惭怒为难的色彩，不说一句话，呆呆地站起来”。他发现了什么？——小说并没有点破，而是让众人散开，说是要把那两个人“带到庙内去问”。趁人群走向庙里之机，李先生把姑娘带回家里穿上衣服，定好计谋，黎明时分把姑娘送回她的家里，对家人用设定的谎话遮掩过去。第二天，人们知道李先生把犯事的俩人放了，而至今还不知道他们是哪村的，这“叫大家都闷闷的”。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抖出了全部的包袱：原来，姑娘的父亲王先生给母亲还愿演夜戏，平日不能出门的王姑娘跟了祖母看完戏的时候便同姐妹们去看灯。没有想到走散后遇见了外祖母村的一位一起玩过的要好的青年。春心荡漾，目光炽热，他们走进了麦苗的密处……后文交代的有两点：其一，姑娘“本来已经十八了，生理上的发育，早已完全了。深闺中的寂寞，说不出口的烦闷，使她的心热烈地燃烧着；有时偶尔看见她父亲同姨太太们的谈笑，兄嫂们私房的艳事，都能使她感到十二分的苦闷与羡慕”——使姑娘的犯事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其二，李先生之所以如此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同王先生是世交，又是门当户对，并且自己曾受过王先生的栽培，绝对的不能将这话叫王先生知道或者传出”——故事的结穴处又文势摇曳地生出另一波折：“但是一想到他那爱如己子的外甥，再想到自幼订好的外甥媳妇——王姑娘，他便垂了头，微微地叹气。”显然，全篇在结构上，用的是“倒卷帘”的手法。布局巧妙，倒叙穿插于顺叙之中，波澜起伏、环环相扣的情节牵动着读者的审美期待，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最为难得的是：小说语言很是凝练、简洁而又质朴，在不经意中闪耀着淡淡的文采。场景历历如绘，人物栩栩如生，全靠的是他那一支能放能收、流转自如、绘声绘色的生花妙笔。细细咀嚼，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作为未来的文学家，孙犁在他迈进青年年龄段之初，就已经练就了相当突出的语言功力——不应当忽视，这是孙犁在30岁出头成为名家，在晚年成为文学大师的一个先决条件：他在语言修养上起点很高，功力颇为深厚。

　　当然，围绕着孙犁这五篇中学时代的习作系列，包括我们此处认为是其代表作的《麦田中》，许许多多的相关课题还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孙犁青年时代在延安，就写出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名作，中年写出了不凡的《铁木前传》，晚年成就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散文大师，看来与他在少年时代就逐步奠定了很是扎实的文学创作功底，是大有关系的！